貿易政策的選擇

【經濟日報╱孫震】
台灣近年內需疲軟，靠出超擴大維持經濟成長，很多人引以為憂。有人對貿易和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有簡化的看法，這些看法如錯誤應用到國家政策上，後果堪慮，所以我想藉這篇短文談一談。
貿易和經濟成長的關係可從需要面看，也可從供給面看。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以前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主張用國家力量追求出超，因為出超可以獲得貴金屬，使國家富強。史密斯反對重商主義政策，他的《國富論》開宗明義就說，一國每年的勞動量是供應該國生活所需全部必需品與便利品之根源。這是國內或國民生產毛額（GDP或GNP）最早的概念。他接著說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靠分工與專業，這是經濟成長最早的概念。在他之後，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學說，認為兩國各自生產其最具比較利益的產品，互相貿易，彼此都得到利益。
重商主義是需要面理論，史密斯以來的英國古典經濟學派是供給面理論。大致需要面理論主張政府干涉，形成貿易順差，以創造就業與所得。供給面理論主張自由貿易，經由國際分工、市場擴大、規模經濟與競爭，以提高生產力。
到了20世紀30年代，凱因斯（John M. Keynes）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一般理論》中為重商主義政策辯護。凱因斯指出，出超使外匯增加，因而貨幣供給增加，利率下降，投資增加，投資增加和出超增加都使總需要增加，故GDP和就業增加。凱因斯的有效需要理論引領世界經濟思潮、影響各國經濟政策幾乎半世紀，但他的理論是短期理論，是就業理論而非成長理論。貨幣數量增加會使物價上漲，故實質利率未必下降，名目利率反而上升；貨幣數量增加如產生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更是如此。而出超擴大使外匯準備不斷累積，（1）有導致物價膨脹（price inflation）和資產膨脹（asset inflation）的壓力；（2）以本國之產品供外國使用，換取就業增加，但損失經濟福利；（3）累積之外匯過多，如不能善加利用，反而成為潛在的災害，中國大陸目前有1兆4,000餘億美元的外匯準備，其中七成為美元資產，面臨貶值危機，即為一例。
在長期中，對外貿易的利益在於參與貿易的國家分工專業，各自生產本國最具優勢的產品，使勞動生產力達到最高，換取外國生產最具優勢的產品，使人民可獲致的經濟福利達到最大。出口不但使市場擴大，產生規模經濟，而且必須面臨國際競爭，二者都使生產力提高，成本降低。在對外貿易中，進口的利益往往為人忽略。進口國外較具優勢的產品，（1）有利於國內物價與工資穩定，〈2〉引進競爭有助於國內產業之效率提高與產業升級，〈3〉低廉先進之機器設備、零組件與其他中間產品之進口，使國內之生產力提高，成本降低，更增加本國出口產業的優勢。
這一切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含，戰後在凱因斯理論主導的經濟發展策略中，都被政府決策者和凱因斯派經濟學家所遺忘，而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凱因斯理論流行時，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成為凱因斯學派。
1960年代以來，台灣和南韓經濟發展賴以成功的「出口導向」政策，優惠出口，限制進口，其實也是重商主義和凱因斯理論的運用。進入1970年代逼近其能揮作用的極限，才逐步取消出口優惠和進口障礙，走向自由。近年拜全球化、區域化的制度改革和資訊化的科技進步之賜，東亞發展中國家區域內貿易擴大迅速，助長產業間和產業內之國際分工，成為東亞貿易發展的新型態，其實是回歸經濟思想的舊理論。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說：我們應利用對外貿易，但不必堅信自由，亦不可自我設限。
（作者是台灣大學名譽教授、元智大學名譽講座）
【2007/12/25 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