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7-9)

【九評之七】評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大紀元12月1日訊】 前言 中共建政55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的總和。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殺人如麻 毛澤東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換句話說，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經下定了實行「暴政」的決心，並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以下僅列舉一些運動為例。 （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甚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佈到一九五二年底，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二百四十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五百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三）、大饑荒 中共建政後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海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裡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並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四）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一文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捨、傅雷、翦伯讚、吳□(日含)、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改革開放」卻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並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像在海外電視台播出。 十年之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七個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於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後的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統治。 但是中共背地裏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 二、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奪取權力和維持權力。而殺人就成了其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慘忍、人數越眾多，才越能夠恐嚇人民，而且這種恐嚇是早在抗戰時期甚至以前就開始的。 （一）、抗戰期間在華北的暴行 美國總統胡佛向全世界推薦雷震遠神父的著作《內在的敵人》時說「在這本書裡揭露出共產主義在行動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瀰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雷震遠神父在書中講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嚇民眾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他們的老師領著，目的是讓他們觀看十三個愛國青年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一個兇狠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劊子手連續揮動了十三次鋼刀，砍下了十三顆人頭，隨後中共的士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這一切暴行都是當著孩子們的面。「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從此之後，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直到孩子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經不夠恐怖刺激的時候，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一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一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裡閒逛，在一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隻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二）、「紅八月」紅色恐怖和廣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後，絲毫無意收斂暴行，文革時這樣的暴行被進一步發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也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後，就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風風火火的「武鬥」隨即在全國展開，這些中共用無神論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沒有任何顧忌與懼怕，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以毛澤東的指示為準則，以其瘋狂、愚昧和無法無天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打人、抄家活動。很多地方對「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採取「連根拔」的滅絕政策，大興縣尤為典型，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比大興屠殺更野蠻的是廣西吃人事件。鄭義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一、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 二、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三、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吃人的宴會是民間自發的行為，中共作為一個極權組織，對社會的控制深入每一個社會細胞，沒有中共在背後慫恿和操縱，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中共常常給自己唱讚歌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而這一場場的人肉盛宴卻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變成豺狼魔鬼，因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兇殘。 （三）、迫害法輪功 當中國人也開始步入電腦時代、宇航時代，也可以私下談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極度噁心的暴行已經過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軌了。 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當中共發現有這麼一個團體無懼於它們的酷刑和虐殺時，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瘋狂，而這個受到迫害的團體就是法輪功。 如果說，紅衛兵的武鬥和廣西的吃人還是以消滅對方的肉體為目的，幾分鐘或者幾小時就結果一條人命的話，對法輪功修煉者迫害的目的卻是要他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殘忍酷刑常常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估計已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輪功的修煉者歷盡九死一生記錄下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超過百種酷刑，以下僅舉幾例： 毒打是虐待法輪功學員最經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頭直接打學員，也唆使犯人毒打學員。有的學員耳朵被打聾，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齒被打斷、打掉。頭骨、脊椎、胸骨、鎖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斷和截肢的。還有用勁狠捏男學員的睪丸，狠踢女學員陰部。學員不屈服就接著再用刑，被打得皮開肉綻、面目皆非、嚴重變形的血淋淋的人，還要被用鹽水澆身、用高壓電棍電，血腥味與肉糊味相混，慘叫聲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時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頭以圖後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電刑也是中國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電棍電學員的敏感部位，口腔、頭頂、前胸、陰部、女學員乳房、男學員陰莖、臀部、大腿、腳底，有的到處亂電，用多根電棍電，直至有燒焦燒糊，糊味到處能聞到，傷處紫黑。有時頭頂與肛門同時過電。警察經常使用10根或更多電棍同時施暴，電擊時間長。一般的電棍幾萬伏。連續放電時，發出藍光，伴隨著刺耳的啪啪聲。電在人身上就像火燒一樣，又像被蛇咬。每放電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樣痛。被電過的皮膚會變紅、破損、被燒焦、流膿等。更高功率和電壓的電棍更加兇猛，電在頭上就如同用錘子砸頭一樣。 用煙頭燒手、臉、腳底、胸、背、乳頭等，用打火機燒手，燒陰毛，將鐵條在電爐上燒紅後，壓在雙腿上烙燙，用燒紅的煤烙學員的臉，把備受酷刑折磨後還有呼吸心跳的學員活活燒死，對外稱其為「自焚」。 專門毒打女學員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強姦」，「輪姦」，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用打火機燒乳頭，用電棍插入陰道。將4把牙刷捆綁一起，插入女學員陰道用手搓轉。用火鉤鉤女學員的陰部。女學員被雙手反銬，用電線把其兩個乳頭穿一起過電。把女學員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將「恐怖約束衣」給法輪功學員穿上，將學員手臂拉至後背雙臂交叉綁住，然後再將雙臂過肩拉至胸前，再綁住雙腿，騰空吊在鐵窗上，耳朵裡塞上耳機不停地播放誣蔑法輪功之詞，嘴裡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雙臂立即殘廢，首先是從肩、肘、腕處筋斷骨裂，用刑時間長者，背骨全斷裂，被活活痛死。 還有將學員浸泡在污水或糞水中，謂之「水牢」。其他折磨還包括竹籤釘指甲，住天棚、地板和牆上長滿紅、綠、黃、白等長毛的房間，用狼狗、毒蛇和蠍子咬，注射摧毀神經的藥物，以及其他種種千奇百怪的折磨。 三、黨內殘酷鬥爭 由於共產黨是一個靠黨性、而非道義結合的團體，其黨員、尤其是高干對最高領導人是否忠心就成了問題。因此，在黨內也需要殺人，也需要製造恐怖氣氛以讓活下來的人看到當最高獨裁者要搞死誰的話，這個人會死得多麼慘。 因此共產黨的內斗十分出名。俄共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當時五名元帥中斃了三個，五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斃了三個，全部二級集團軍司令十個人全部槍斃，85個軍長中斃了57個，195名師長中斃了110個。 中共也一向鼓吹「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種鬥爭殺人不僅僅針對黨外，早在江西的時候中共就開始殺AB團，最後殺得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在延安的時候搞整風；建政之後收拾高崗、饒漱石、胡風、彭德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內部的老傢伙們幾乎收拾一空。中共的歷任總書記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劉少奇這個中國的國家主席，曾經的中國第二號人物就是在極其悲慘的情況下走完一生的。在他七十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隻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兩天後的半夜按烈性傳染病處理火化，用過的被褥枕頭等遺物均被焚化一空。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黨可以將堂堂國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四、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裡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纍纍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這裡僅舉一例，西哈努克國王的兩個兒子被柬共殺害後，周恩來一句話，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殺人的時候是連腹中的胎兒都要斬草除根的，免得養虎貽患。而對周恩來的要求，波爾布特二話不敢說就執行了。 周恩來一句話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對於柬共屠殺二十多萬華人，中共卻抗議一聲都沒有，當時華人去中國大使館求救，使館竟然坐視不理。 1998年5月發生的印尼大規模屠殺、強姦華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聲，不但不與救助，反而在國內拚命封鎖消息。似乎海外華人死活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連人道主義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毀滅 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了多少人，我們已經無法拿出準確的統計數字。民間由於資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語言的間隔根本無法統計；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這種自掘墳墓式的統計。因此，中共永遠對待自身的歷史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做法。 對於中共戕害的家庭數量就更難獲得。有的是一個人死了，一個家庭就破壞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絕。即使沒有死人，但被強迫離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劃清界限的，將人致殘、逼瘋的，將人折磨出重病而過早謝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劇，相關的統計數字就更加匱乏。 按照日本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麼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關於張志新的報告文學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人都知道她受盡酷刑、輪姦和精神摧殘，最後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被割斷喉管後槍決。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場悲劇的背後還有更為殘忍的故事──「死囚家屬學習班」。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某大學一位教師有著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時他的家庭卻遭受了一場災難。他的妻子在反右時正談戀愛，戀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邊遠地帶，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輕的姑娘無法捨身相伴，嫁作他人妻。當早年的戀人歷盡苦難終於回到家鄉，已是幾個孩子母親的她無法懺悔過去的無情和背叛，執意要和現在的丈夫離婚，重新贖回良心的罪責。突然的變異使她的丈夫——這位五十多歲的大學教師無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脫光了衣服在露天裡到處尋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妻子還是離開了他和孩子。黨設下的痛苦剝離是無解的方程，是以這個撕裂取代另一個撕裂的社會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文化對黨文化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對於家庭的破壞是中共殺人史上尤為殘暴的劣跡。 中共由於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的被剝奪。這些人又從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麼家庭就成了他們獲得安慰唯一的避風港。但是中共的株連政策卻使家庭成員無法互相安慰，否則家人也就成了專政的對象。張志新就是被迫離婚的。而對更多的人來說，親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發和批鬥，常常是壓垮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這樣走上了絕路。 六、殺人模式及後果 （一）、共產黨殺人的理論指導 共產黨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惡。它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知識份子，用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販賣徹底的無神論，用共產主義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實踐統治國家，同時又結合併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文化中背離傳統的最惡部份。 中共用它發明的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框架模式來改造世界，保證其一黨獨裁。其理論分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部份。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要鞏固上層建築，特別是黨的政權，必須首先從經濟基礎進行革命。這其中包括： 1、殺地主解決農村生產關係。 2、殺資本家解決城市生產關係。 在上層建築層面，殺人也在反覆進行，為的是保障意識形態上的絕對壟斷。其中包括： 1、解決知識份子對黨的政治態度問題。 中共長期以來多次發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超政治觀點、超階級思想，自由主義等等，洗腦誅心，令知識份子斯文掃地，一些在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包括仗義執言，捨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2、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發動文革殺人。 先是從黨內到黨外發動群眾運動，從文學、藝術、戲劇、歷史、教育等領域殺起。先是全國人民殺幾個人，如「三家村」、劉少奇、吳(日含)、老捨、翦伯讚等，發展到殺「黨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再發展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互相殺戮。武鬥消滅肉體，文鬥消滅靈魂。那是黨操縱下的一個混亂和極度暴烈的時期，人性中惡的方面被黨的危機充電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個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義」下、在「捍衛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名義下任意殺人。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滅絕人性的全民操練。 3、為解決文革後社會上的民主呼聲，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 這是軍隊首次公開殺人民，為了壓制人民反貪污、反官商勾結、反腐敗的呼聲，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呼聲。為了達到軍隊相互鉗制和軍隊仇恨群眾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佈置了燒軍車、士兵被殺死的場面，製造人民子弟兵屠殺群眾的慘案。 4、屠殺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領域是中共的命根子。為了中共的歪理邪說能夠欺騙一時，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開始消滅會道門和各種信仰體系。而面對新時期的精神信仰──法輪功群眾，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不會放毒」，「不搞暴亂」，「不會造成社會不安定」來取得鎮壓經驗，進而消滅其他一切信仰群體。這一次是中共黨魁江澤民親自跳到前台殺人。 5、為掩蓋消息而殺人 知情權是中共的另一個罩門，中共也為封鎖消息而殺人。過去「偷聽敵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現在面對各種電視真相插播，江澤民下達了「殺無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劉成軍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蓋世太保機構610辦公室、警察、公、檢、法和龐大的網絡警察系統，監測群眾的一舉一動。 6、為私利剝奪百姓生存權 共產黨的繼續革命論，其實就是不能放棄領導權的問題。在現階段，中共的貪污腐敗，已經發展成為黨的絕對領導權與老百姓的生存權的衝突，當民眾起來在法律範圍內維權時，又見共產黨動用暴力，不斷對「為首分子」舞動屠刀。中共為此已經準備了超過一百萬的武裝警察，比起六四時臨時調動野戰軍來，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殺人的準備。而當民眾被逼上絕路的同時，中共也在將自己逼上絕路，其政權到了草木皆兵、風雨飄搖的程度。 綜上所述，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邪靈，為了它的絕對控制權，不管在一時一地表現有甚麼變化，它過去殺人，現在殺人，將來還會殺人的歷史不會改變。 （二）、不同情況用不同的殺人模式 1、輿論先行 中共使用過各種各樣的殺人方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模式。絕大多數的殺人都是「輿論先行」。共產黨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倒好像是共產黨應老百姓的要求殺人一樣，實際上，「民憤」卻是中共煽動起來的。 比如戲劇《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間的傳說故事，《劉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編出來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這種妖魔化「敵人」的做法歷來都用，連國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對法輪功更是通過偽造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來挑動仇恨，而後對法輪功民眾施以群體滅絕式的迫害。這種殺人模式，共產黨不但沒有改，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越用越登峰造極，過去是騙中國人，現在連外國人一起騙。 2、發動群眾殺人 共產黨不但自己通過專政機器殺人，還「放手發動群眾」殺人。如果說開頭還有一點規章法律的話，待到群眾殺得興起時就毫無節制了。例如「土改運動」中，一個土改委員會就能決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先殺靈魂，再殺肉體 殺人的另一個模式是「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後來人的目的。中共現在迫害法輪功極其殘暴的原因就是法輪功把信仰看得重於生命，在無法摧毀他們的尊嚴時，中共便竭盡所能地折磨他們的肉體。 4、有打有拉地殺人 在殺人的過程中，中共會「胡蘿蔔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從來都是說「打擊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好的，永遠是「教育」的對象。這種教育分為「恐怖」與「溫暖」兩種。「恐怖」，就是讓人看到與共產黨對立絕沒有好下場，對被打擊的人要避而遠之。「溫暖」，就是讓人們看到如果能得到黨的信任，與黨站在一起，不僅安全，還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點人血饅頭。林彪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慶幸躲過了一次運動的人會成為另一次運動的犧牲品。 5、「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 如今，中共還發展出「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農民抗爭越來越多見，中共本著「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原則，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來，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權自由越來越成為世界共識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處一個法輪功學員死刑，可是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縱容下，各地普遍出現酷刑致死法輪功學員的慘案。又如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上訪權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僱傭地痞流氓，搞「截訪」，抓人、遣送、甚至勞教民間上訪的維權民眾。 6、殺雞儆猴式的殺人 迫害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等。 7、用不殺人來掩蓋殺人 國際上有影響的人往往中共只鎮壓而不屠殺，目的是為了暗中殺那些影響力小的。比如鎮反時，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龍雲、傅作義、杜聿明等倒是沒有殺，殺的都是國民黨的中下級官員和士兵。 長期以來的殺人異化了人的靈魂，現在中國許多人的殺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時，大陸網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聲，鼓吹「超限戰」的說法也不絕於耳，這實在讓人思之不寒而慄。 結語 由於中共的消息封鎖，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在其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舉的各個運動就至少致死了六千萬人，此外還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內蒙、雲南等地對少數民族的屠殺，相關史料就更難找到。《華盛頓郵報》則估計中共迫害死的人數達八千萬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還有多少人被致殘，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氣死、嚇死、鬱鬱而終，我們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死亡，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悲劇。 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占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李井泉在聽到別人告訴他四川省餓死了許多人的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說「哪個朝代不死人？」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兩千萬人，占前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八千萬，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紅色高棉迫害死200萬，佔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估計也超過100萬了，這都是共產黨欠下的血債。 邪教用殺人來血祭其供奉的邪靈，共產黨從出現開始也不斷用殺人、甚至是殺不了外面的人就殺自己人的做法來祭祀其「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邪說，乃至把自己的總書記、元帥、將軍、部長等等擺上其邪教的祭壇。 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中共時間讓它變好，並說它現在殺人已經很有節制了。且不說殺一個人也是殺人犯，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麼，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其表現可以概括成「不可預測性」。在人們的恐怖感不大時，多殺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們的恐怖感很大時，殺少量的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不由自主地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政治殺人運動，對中共的恐怖形成條件反射之時，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殺人。宣傳機構的大批判調子就足以喚回人對恐怖的回憶。 一旦社會上人們對恐怖的感受有變化，中共就會調整它的殺人力度。所以，中共殺多殺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殺人的一貫性。中共並沒有溫和，更沒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來要求甚麼，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絕不會猶豫和客氣的。 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於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劃進可能被殺的範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甚麼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於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在長期殺人的歷史中，中共演變成一個變態系列殺人狂。通過殺人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通過殺人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通過不斷殺人來壓制以前殺人所造成的社會冤仇和不滿。時至今日，中共由於血債纍纍，已無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壓與專制維持到它生存的最後一刻。即使有時採用「殺人，平反」的模式來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質從來沒有變過，將來就更不可能改變。

【九評之八】評中國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大紀元12月3日訊】前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約百年之久的共產國際運動宣告失敗；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異數存留下來，而且統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就是，今天的共產黨還是不是共產黨？
首先，在今天的中國，包括中共在內已無人再信共產主義。搞了五十多年的「社會主義」之後，它現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進獨資外企，對工農進行最大限度的壓搾，與所謂共產主義的理想背道而馳。但與此同時，中共繼續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權。在2004年最新修訂過的憲法中依然硬性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一個「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著共產黨的統治。
那麼，中共繼承的共產黨這張皮，這個組織，它的本質是甚麼呢？
一．共產黨的邪教特徵
共產黨的本質，其實就是一個為害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雖然不稱自己是一個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見表1）。其成立之初，就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天地間的絕對真理。奉馬克思為精神上帝，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
表1.中共的宗教色彩
宗教的基本形式
中共的形式
1
教堂，講壇
各級党委，講堂從党的會議到整個党控制的 媒體
2
教義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氏 「三個代表」 ，党章
3
入教儀式
宣誓，永遠忠于共產党
4
信仰專一
只信共產党
5
教士
党委書記等各級党務人員
6
神的崇拜
詆毀一切神，再自立為不稱神的神
7
死稱為「升天、下地獄」
死稱為「去見馬克思」
8
經書
領袖們的理論著作
9
布道
大會小會，領導講話
10
念經、盤道
政治學習，党員的組織生活會
11
圣歌
歌頌党的歌曲
12
捐獻
收斂党費，硬撥預算（人民血汗）
13
懲戒
党紀，從「雙規」、「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連
共產黨與正教有鮮明的區別。因為正統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靈魂為目的，而共產黨不相信神靈，並且反對傳統道德。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證明它是一個邪教。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中心的共產黨教義，導致了充滿血腥暴力與屠殺的所謂共產革命。共產黨政權的紅色恐怖持續約一個世紀，禍及半個世界，導致數千萬至上億人喪生。這樣一個創造人間地獄的共產黨信仰，正是人世間的頭號大邪教。
對於共產黨的邪教特徵，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六條：
（一）編造教義，消滅異己
共產黨奉馬克思主義為教義，標榜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共產黨的教義缺少仁愛寬容、充滿狂妄自大。馬克思主義是生產和科學很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產物，對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根本沒有正確的認識。這樣一個異端邪說，卻不幸發展為一個國際共產運動，為害世間約百年之久，直到被實踐證明完全錯誤，被世人所拋棄。
從列寧以來的共產黨領袖們，還不斷為共產邪教教義添加新的內容。從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再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共產黨的歷史上充斥著諸如此類的歪理邪說。雖然這些理論在實踐中不斷導致災難，而且前後自相矛盾，卻還是要標榜為一貫正確，並強迫人民學習。
消滅異己是共產邪教傳教的最有效手段。因為共產邪教的教義和行為太荒謬，所以它只有靠暴力消滅異己才能強迫人民接受它。中共在奪取政權後，「土改」消滅地主階級，「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家，「肅反」消滅了民間宗教勢力和前政權中的人士，「反右派」讓知識份子息音，「文化大革命」中把傳統文化連根剷除，真的實現了人人「讀紅寶書」，「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的共產邪教一統天下。在後毛、後鄧時期，共產黨又認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會與共產黨爭奪群眾，故必慾剷除而後快。因此發動了一場滅絕性的大迫害，至今無法收場。
（二）崇拜教主，惟我獨尊
從馬克思到江澤民，共產黨領袖的畫像要懸掛起來讓人膜拜，領袖的絕對權威不容挑戰。毛澤東成為「紅太陽」、「大救星」，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身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曾太上皇式地主宰中國政治。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含標點符號才一共四十幾個字，卻被中共四中全會的決定笑話式地標榜為「回答了甚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甚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的像被插在田間(AFP/Getty Images)斯大林濫殺無辜，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鄧小平下令「六四」屠殺，江澤民搞迫害法輪功，都是這種教主獨裁的惡果。
中共一方面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在《黨章》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把黨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則到處發表「重要講話」，稱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要「堅持黨的領導」。根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服從中央，說到底，「人大」實際要堅持的是「一黨獨裁」，並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產黨的「一黨獨裁」。
（三）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
共產黨的組織非常嚴密:發展黨員要有兩個介紹人，入黨要宣誓永遠忠於黨，黨員要交黨費、要過組織生活、要集體政治學習。黨組織遍佈各級政權，每一個鄉鎮村莊，每一條城市街道，都有黨的基層組織。黨不僅管黨員、黨務，連非黨群眾也同樣在其控制範圍之內，因為整個政權都得「堅持黨的領導」。而共產黨教會的「神父」──遍佈各級組織的黨委書記們，在階級鬥爭的年代裡，從來都是幹甚麼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內行。
生活會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種普遍而長期的對黨員的精神控制手段。共產黨在歷史上多次「清黨」、「整風」，抓「叛徒」，殺「AB團」，「整黨」，週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來培養黨員的「黨性」，使他們永遠與黨保持一致。
入黨如賣身，在國法之上還有黨紀家法。黨能開除黨員個人，個體黨員卻不能脫離共產黨而不付出沉重的代價。如要退黨，就是叛徒。更有甚者，在共產黨邪教一統天下的文革時代，黨要你死你不能活，黨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殺，那是「自絕於人民」，還要連累家人也要為之付出代價。
黨內決策黑箱作業，黨內鬥爭絕對秘密，黨的行文是機密文件。做了壞事最怕曝光，動輒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處理異議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
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鄧小平講：「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
江澤民講：「肉體上消滅，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
共產黨鼓吹暴力，在歷次運動中殺人無數，教育人民「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紅旗被說成是「烈士的鮮血染成」，共產黨對紅色的崇拜實際上是對鮮血的崇拜。
共產黨大樹英雄榜樣，鼓勵人們為黨犧牲。在延安為生產鴉片燒窯而死的張思德，被毛澤東稱之為「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瘋狂的年代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等「豪言壯語」充實著物質貧乏的瘋狂。
七十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惡多端的「紅色高棉」政權。中共雖然氣惱萬分，但是因為中國和柬埔寨沒有共同邊界，所以無法直接派軍隊去支援「紅色高棉」。於是中共以「對越自衛反擊戰」為名，行「教訓」越共小兄弟之實，在中越邊境發動對越戰爭，結果使數萬名中國士兵為這場共產黨之間的爭鬥付出了寶貴的生命和鮮血，他們的死其實與國家領土主權毫無關係。數年後，中共卻廉價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風采」，把那些被無謂犧牲掉的天真燦爛的年輕生命，化作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一百五十四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一筆劃給了越南。
2003年「非典」流行時，中共讓年紀輕輕的護士小姐們「火線入黨」，然後封閉在醫院中護理「非典病人」，將這些年輕人推到面臨生命危險的最前線，並藉機樹立共產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輝形象」，而與此同時江澤民卻貪生怕死地率親信從北京躲到上海〔避炎〕。
（五）否定有神，扼殺人性
共產黨宣傳無神論，把宗教說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在其統治範圍內，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滅或者征服。然後再把自己神化，實現共產邪教的一統天下。
共產黨在破壞宗教的同時，破壞傳統文化。它把傳統、道德、人倫說成是封建、迷信、反動，以革命的名義而剷除。文革中大量出現的夫妻相互揭發、學生打老師、父子反目、紅衛兵濫殺無辜、造反派打砸搶等違背中華傳統的醜惡亂象，正是中共扼殺人性的結果。
建國以來，強制少數民族歸順共產領導，導致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喪失或變異。
八九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國民對政治前途徹底失望，從此全民向「錢」看。
九九年至今，殘酷迫害法輪功，與真善忍為敵，導致社會道德飛速下滑。
進入新世紀以來，新一輪圈地圈錢圈物使不少民眾被拋落街頭，上訪人數激增，社會矛盾激化。大規模抗議多次發生，遭到軍警暴力和武裝鎮壓。「共和國」的法西斯性質凸顯出來。社會更無道德可言。
以前兔子不吃窩邊草，現今行騙要騙親朋好友，曰「殺熟」；以前國人最重貞節，現今「笑貧不笑娼」。以前醫生、教師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醫院坑病人、學校坑學生最黑。中華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壞之歷史，一首民謠盡情表現：「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各人顧各人，90年代見人就宰人。」
（六）武裝奪權，壟斷經濟，有政治經濟野心
共產黨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進而實施國有制和壟斷性的計劃經濟。共產黨的野心不可謂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斂財與之比較，只能是小鬼見魔王。
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裏，在通常的國家機構之上，又附著一個權力更大的黨組織--各級黨委及支部。「黨附體」控制著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二．共產黨邪教的危害
一提起「奧姆真理教沙林毒氣殺人」，「科學神殿教自殺昇天」，「人民聖殿教九百多人集體自殺」，人人不寒而慄，恨之入骨。但是共產黨這個邪教害人要超出千萬倍，因為它有幾個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獨到之處。
（一）邪教國教化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裏，你說你不信哪個宗教，你可以不看那個宗教的書、不聽那個宗教的理，照樣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你就不能不學習共產黨的邪教教義、不得不聽邪教宣傳，因為共產黨奪取了政權，把共產邪教變做了國教。
共產黨灌輸其政治說教，從小學、幼兒園就開始，以後的升學晉級總脫不了政治考試（核），而那些政治考試題，根本就不容學生獨立思考，必須靠死記硬背共產黨的標準答案才能及格。可憐的中國人，為了考試，不得不從小自動重複著共產黨的說教，一遍又一遍的自己給自己洗腦。政府的上層幹部提升，不論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到黨校去學習。合格的畢業之後，才能晉級。
以共產黨為國教的中國，不容任何異見團體。連被拿來當政治花瓶的「民主黨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會，都得宣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先忠於共產黨，再信奉上帝，這就是共產黨的邪教邏輯。
（二）社會控制極端化
邪教國教化的基礎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控制和對自由的剝奪。這種控制空前絕後，因為共產黨剝奪了人民的私有財產，而私有財產是自由的基礎。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城市裡的人只能在黨控制下的企事業裡工作謀生，農民必須在（黨的）公社土地上種田吃飯，誰也別想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共產黨的組織從中央直達鄉村街道社會最基層，通過黨委、支部等各級黨組織，把社會牢牢控制。這種嚴密控制的結果，人民徹底喪失了自由：遷徙的自由（戶口制），言論的自由（五十五萬右派都是犯的言論罪），懷疑的自由（林昭、張志新因懷疑黨而被殺害），獲取信息的自由（看禁書、聽「敵台」皆有罪；上網也要受監視）。
可能有人說現在中共也允許私有制了。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改革開放，是因為社會主義搞到了吃不飽飯的地步了，搞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共產黨為了免於滅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並沒有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進行的對法輪功民眾的殘酷迫害，也只有在共產黨國家才會出現。如果中共真的如願成為經濟巨頭，可以肯定其對人民的控制只會更加變本加厲。
（三）崇尚暴力、蔑視生命
幾乎所有的邪教都會使用暴力來控制信徒，或對抗外來壓力。但是很少有像共產黨這樣毫無顧忌的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數加起來，也無法和共產黨邪教害死的人數相比。在共產黨邪教來看，人只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殺人也是一個手段。所以共產黨迫害起人來，毫無顧忌，誰都可能成為迫害的對象，包括黨的支持者、黨員、黨的領導人在內。
中共扶植豢養的紅色高棉，典型的說明了共產邪教的殘暴和對生命的蔑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啟發下，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共為「消滅私有制」，在執政的三年八個月中，在這個人口只有不到八百萬的小國卻屠殺了二百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為了人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罪惡和紀念死難者，柬埔寨修建了紅色高棉罪惡館。該處原是一所高中，被波爾布特改造成專門對付思想犯的S-21監獄，大批知識份子被關進這裡並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這S-21監獄被改成紅色高棉罪惡館。館中除了監獄及各種刑具，還陳列所有犧牲者臨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許多令人毛骨聳然的酷刑：割喉、鑽腦、活摔嬰兒等，皆傳自中共援柬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連專門拍攝臨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檔與欣賞的攝影師，也是中共培訓的。
就是在這個S-21監獄，為了給柬共領導人進補，竟然特製了鑽腦機，取人腦來製造補品。將要被處決的思想犯被綁在一個椅子上，置於鑽腦機前，在被害者極度的恐懼中，快速旋轉的鑽頭，就從被害者的後腦鑽入，快速有效的進行活體取腦。
三．共產黨邪教的本質
甚麼因素使得共產黨如此殘暴，如此邪惡呢？當共產黨這個「幽靈」來到人世間時，它帶著一個可怕的使命。《共產黨宣言》最後有一段很著名的話：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這個「幽靈」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開挑戰現實人類社會，要砸爛舊世界，「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消滅剝削，「消滅家庭」，讓無產者統治世界。
一個公開聲稱要「打砸搶」的政黨，不僅不承認自己的觀點邪惡，它在《共產黨宣言》中還理直氣壯地宣告：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社會的傳統觀念是從哪裏來的呢？按照無神論的自然法來說，是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的必然，是宇宙運動規律的結果。按照有神論的觀點來說，人類的傳統和倫理道德都是神傳給人的。不管怎麼來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行為規範、善惡標準都有其相對不變性，是千百年來規範人類行為、維繫社會生存的基礎。如果人類沒有了道德規範和善惡準則，豈不是要墮落為獸類？當《共產黨宣言》「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時，它威脅的是人類社會正常生存的基礎，注定了共產黨是一個破壞人類的邪教。
《共產黨宣言》這篇綱領性的文獻，通篇流露著偏執情結，卻不見仁愛和寬容之心。馬克思、恩格斯自以為通過唯物主義發現了社會發展規律，於是真理在手，懷疑一切，否定一切，執意把共產主義的虛幻強加於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毀已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基礎。《共產黨宣言》為新生的共產黨注入的正是這樣一個是反天理、滅人性、狂妄自大、極端自私、而又為所慾為的邪靈。
四．共產黨的末日論--「亡黨」恐懼
馬恩為共產黨注入了一個邪靈，列寧則在俄國建立共產黨，通過流氓暴力顛覆了二月革命後新成立的臨時政府，扼殺了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奪取了政權，為共產邪教在人世間奪得了一塊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僅沒有能使無產者獲得整個世界，相反的，如《共產黨宣言》第一段所言，「舊歐洲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共產黨產生之後，立即陷入生存危機，隨時有被消滅的危險。
十月革命後，俄共布爾甚維克掌權既沒給人民帶來和平，也沒有帶來麵包，又胡亂殺人。前線接連打敗仗，後方經濟困難更因革命而加深，於是人民就起來反抗。很快內戰席捲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流域發生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等文學作品中得到了體現。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一度幾乎推翻了俄共的統治。一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部人民的反抗，概因共產邪教太邪惡，太不得人心。
中共在中國的遭遇也很類似，從「馬日事變」，「四一二屠殺」，到蘇區五次「圍剿」以及大潰逃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共長期面臨著被消滅的危機。
共產黨抱著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爛舊世界的決心出世，卻發現它不得不首先面對一個更為現實的問題：如何能不被消滅而生存下來。因此，共產黨始終生活在害怕被消滅掉的恐懼之中。生存，成為共產黨邪教的頭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國際共產陣營完全解體的情況下，中共的生存危機愈加嚴重，「亡黨」的劫難論在八九年以後越來越接近現實。
五．共產黨邪教的生存法寶─殘酷鬥爭
共產黨一貫強調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中共的黨員入黨必須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見中共黨章第一章第六條）
共產黨把這種獻身入教的精神稱之為「黨性」。它要求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絕對服從黨的意志和領袖的意志。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
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對黨性的培養和維持，靠的是週期性的黨內鬥爭機制。通過不斷發動的對內對外的殘酷鬥爭，共產黨一方面消滅異己，製造紅色恐怖，一方面不斷清理黨的隊伍，嚴肅家法教規，培養黨員的「黨性」，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這成為共產黨保持其生存的一個法寶。
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中最善於利用這一黨內鬥爭法寶的大師，其鬥爭方式之慘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蘇區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搞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肅ＡＢ團」，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毛澤東為了造成一個肅「AB團」的大氣候，不惜首先拿跟隨自己的嫡系部隊開刀，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ＡＢ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ＡＢ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接下來毛反手開始整治蘇區的異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者「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人「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ＡＢ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ＡＢ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ＡＢ團」。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裏，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ＡＢ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四十餘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見高華的《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
毛澤東靠著鬥爭學說和實踐，從蘇區到延安，逐步謀取和奠定了其黨內絕對領導地位。建國後，這種黨內鬥爭仍然繼續。例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整掉彭德懷，與會的中央領導們沒有一個能不表態過關的，僅有的幾個敢於發表或保留自己意見的，統統被整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到了文革時期，中央的老幹部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範，哪個敢對毛澤東哼一聲？共產黨一貫強調對黨的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強調對教主領袖的絕對服從。這種黨性，就是這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鍛練出來的。
曾經做過中共領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無路，六十八歲的人，還要每月平均被批鬥七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為「蘇修」特務處理，早已投入監獄，音訊全無。他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藥自盡。李立三在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死到臨頭也不敢放棄的「黨性」：
主席：
我現在是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決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李立三 1967年6月22日
雖然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最終把中國拖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但是這種「隔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的確成了保證共產黨生存的一個機制。每一次運動，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數，讓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數乖乖的統一到黨的路線上，由此增加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棄良知的「不堅定」分子，打擊任何敢於對抗的力量。靠了這樣一個機制，共產黨內最有鬥爭精神、最善於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權力，也就是說共產黨邪教教主保證都是富于斗爭經驗和黨性十足的強悍分子。這種殘酷鬥爭也給經歷過的人以「血的教訓」和暴力洗腦，同時不斷在鬥爭中夠給共產黨充電，愈加強化其鬥爭精神，保證黨不被消滅，也不會被演變成一個放棄鬥爭的溫和團體。
共產黨所要求的這種黨性，正是從共產黨的邪教本質演變出來的。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決心與一切傳統原則決裂，決心不惜一切手段，與一切妨礙自己的力量為敵，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黨員都培養成無情無義無信的黨的馴服工具。共產黨這種本質，源自於其對人類社會和傳統的仇視，源自於對自我的虛妄估價和由此衍生出的極端自私和對他人生命的蔑視。共產黨為了自己所謂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爛整個世界，消滅一切異己。這樣一個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對，所以它就一定要設法消滅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讓人信服它的邪說。所以共產黨要保證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壞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準則，把人變成馴服的奴隸和工具。在共產黨的邏輯看來，黨的生命、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大於全體黨員集體的利益總和，因此任何個體黨員都隨時要準備為黨犧牲。
從中共的歷史看，像陳獨秀、瞿秋白這種多少保留一些傳統知識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心裏還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鎔基這樣立志做清官為民幹點實事的人，不論他們對黨貢獻有多大，也不論他們如何沒有個人野心，最後都難免不被清洗或擱置起來，被黨的利益和紀律制約住。多年鬥爭中培養出來根深入骨的黨性，使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妥協，束手就範。因為在他們的下意識裡，黨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寧可犧牲自己，寧可眼看著黨內的邪惡勢力行兇，他們也不敢因為堅持良知善念而影響黨的生存。這正是共產黨的鬥爭機制的結果，它把好人也變成為其所用的工具，卻用黨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滅人的良知。中共十幾次「路線鬥爭」，打倒了十多個黨的領導人或是內定的接班人，黨的領袖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毛澤東雖然稱王四十三年，但屍骨未寒就見其老婆和侄子叮噹入獄，全黨還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喜劇乎？鬧劇乎？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政治運動不斷，從黨內鬥到黨外。毛澤東時代如此，「改革開放」以後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們的思想才稍有點兒自由，共產黨就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共產黨要絕對領導權；八九年青年學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鎮壓，因為共產黨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現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卻引來共產黨自九九年至今滅絕型的迫害，因為共產黨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動用暴力把人內心的良知摧毀，共產黨才能放心自己的權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把世界連通在一起，卻唯有中共花大筆的錢搞網絡封鎖、抓網上自由人士，因為共產黨特別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產黨邪教的惡變
邪教共產黨在本質上否定天理、扼殺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極端自私、為所慾為。雖然在實踐中不斷犯下禍國殃民的罪惡，但是它永遠不會承認自己的罪惡，也永遠不敢讓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質。另一方面，共產黨從來不在乎改換口號和招牌，因為這一切在共產黨看來都是手段，只要有利於共產黨的生存這個大目標，共產黨甚麼都可以干，因為它毫無道義原則可言。
這樣一個制度化、社會化了的邪教，其發展方向，只有走向徹底的墮落。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由於對社會輿論及各種可能的監督機制的扼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共產黨走向墮落和腐敗。
今天的中共，已經墮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污黨」，「腐敗黨」。據中國官方統計，全中國有兩千萬黨政官員在位，二十多年以來已經有超過八百多萬黨政官員被查實有腐敗犯罪，受到中國黨紀、政紀、法律懲除，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實際上中國黨政官員的腐敗已經超過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過只是一少部份。
貪污腐敗，為自己撈錢、撈取好處，這種物質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團的最大凝聚力。貪官們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他們腐敗的機會，如果共產黨倒台，他們失去的不僅是權力官職，還可能面臨著被清算的危險。在黑幕文學《天怒》中，小說家用市委辦公廳副主任郝相壽的嘴道出了這個黨的天機：「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但是共產黨是不會冒著亡黨的危險反腐敗的。它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殺幾個腐敗分子給人看，用幾顆腐敗分子的腦袋，來為共產黨延續幾年的時光。共產黨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權力，蚹K黨的滅亡。
今天的中國，倫理道德被破壞的極為慘重。假貨氾濫，娼妓遍地，毒品復燃，官匪勾結，黑社會橫行，聚賭，行賄，貪污腐化等危害社會的現象氾濫猖獗。共產黨卻在很大程度上聽之任之，而且許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護費的黑後台。南京大學專門研究黑社會現象的學者蔡少卿估計，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至少有一百萬萬人左右。每破獲一個黑幫組織，總會連帶出背後的政府要員、法官、警官等共產黨腐敗分子。
中國共產黨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給人民以信仰自由。對於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如信仰耶穌和上帝的地下教會成員，中共極盡其殘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會終結一黨專制，所以不敢給人民以政治自由，對於有獨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對民間維權人士，也是動輒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國共產黨卻給了中國人以另一種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關心政治，不反對黨的領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慾望都放縱開來，直至去幹任何邪惡的、傷天害理的事。隨之而來的，就是中共的大墮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國社會道德大滑坡。
「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這正是當今中共邪教敗壞社會的寫照。
七．對共產黨邪教統治的反思
（一）共產黨是甚麼
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無法簡單的回答。雖然共產黨披著一個為「公」的外衣，以一個政黨的名義出現，的確能夠迷惑很多人，但是共產黨卻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政黨，而是一個邪靈附體的害人邪教。共產黨是一個活的生命：黨組織，也即邪教的世間表象，是它的肌體；從根本上主宰著共產黨的，是最早注入的那個邪靈，它決定著黨的邪教本質。
共產黨的領袖們，雖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們只是邪靈和黨的代言人與管家。當他們的意志和目的與黨一致並能為黨所用的時候，他們被選擇為領導者。但是當他們不能滿足黨的需要的時候，他們會被無情地打倒。黨的鬥爭機制保證了只有最狡詐、最邪惡、最強悍的分子才能坐穩共產黨教主的席位。中共歷史上十幾個黨領袖都難有好下場，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黨的最高領導其實出路有限，要麼破門出教，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名垂青史；要麼像中共其他總書記那樣被黨吞噬。
群眾，是共產黨奴役和壓迫的對象。在共產黨控制的範圍內，人民群眾沒有拒絕共產黨的權利，卻被強迫接受黨的領導和承擔支持（供養）共產黨的義務。他們還要在黨的鐵血威脅下經常接受邪教式洗腦。共產黨在中國強迫全民信邪教、供養邪教，確是舉世罕見，甚至可以說在全世界獨領風騷。
黨員，是被用來充實共產黨肌體的人群。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會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越是這樣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攏進黨內，利用他們的名譽和能力為黨服務。還有很多人為了當官，為了高人一等，撈取私利而積極加入共產黨，助紂為虐、如魚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為，因為在共產黨統治的天下，除了入黨外沒有個人發展的機會而選擇加入。生活中還有不少人是為了分套房子、甚至爭個「進步」的面子而入黨的。所以中共幾千萬黨員，其中好人壞人都不少。但不管入黨的動機是甚麼、是否自願，只要在共產黨黨旗下宣誓，就意味著自願獻身。從此每週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就是不斷的洗腦過程，以至於相當比例的人變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產黨的邪靈所附體、所主宰。這樣的人在共產黨內的職能，好比是人體的細胞，為肌體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從此「黨性」的緊箍圈加於頭上，再想摘下來就難了，一旦人性顯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肅和迫害。此時即使想退黨，但因為共產黨邪教許進不許出，就會被當作叛徒對待。所以人們常常看到共產黨員身上普遍存在的雙重人格：政治場合的「黨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黨的幹部，是黨員中掌握了權力的一個群體。他們雖然在個別的地點、個別的時間、和個別的事件上能夠表現出個人的善惡或做出個體的決定，但是他們在總體上只能遵照黨的意志辦事，所謂「全黨服從中央」。他們承上啟下，是共產黨的中堅力量，但是他們起的作用只是黨的工具。這些人在歷次運動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擊。這背後的標準則是看你是否跟對了教主，是不是忠心無二。
（二）為甚麼人民不覺悟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作惡多端，邪惡無比，但是為甚麼全民對它的邪教本質卻缺乏認識呢？難道中國人笨嗎？不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但中國人卻至今還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滿，關鍵的原因在於共產黨邪靈禁錮了人民的思想。
請設想，如果中國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的孰是孰非可以公開討論，我們不難想像，智慧的中國人會早已識破了共產黨的罪惡本質，也早已擺脫了共產黨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統治下的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識份子中抓右派，為的就是從此鉗制言論、禁錮思想。在這樣一個無自由的社會裏，就連文革時期那些曾誠心鑽研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數被以「反黨集團」的罪名鎮壓，更不要說討論共產黨的是非了。
共產黨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國人連想都不曾敢想過。但一旦立論，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不難從自身的經歷和親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論據。
人民除了被禁錮思想自由，還要被灌滿共產黨的說教和黨文化。於是人們只能聽到對黨的歌功頌德，頭腦中除了共產黨的東西之外就貧困的可憐。舉個例子，「六四」鎮壓時，天安門廣場附近一開槍，許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叢後去了。等人們緩過一點神，馬上從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約而同的高唱著《國際歌》，勇敢地走出來。那些中國人誠然勇敢、純真、可敬，但是為甚麼面對共產黨的屠殺，他們還要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呢？原因也很簡單：黨文化的教育下，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搞的只知道共產主義。除了《國際歌》和其它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就再也沒歌可唱了。
（三）出路在哪裏
中共已經走向徹底的墮落，可悲的是，這個邪教滅亡之前，還在力圖將其命運與中華民族綁在一起。
行將就木的中共，它的力量明顯在衰退，對人民思想的禁制也開始越來越不靈了。現代電信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中共很難繼續壟斷信息、封鎖言論。貪官污吏對人民的掠奪和壓迫日趨嚴重，對中共心存幻想的大眾逐步覺悟，不少人走上民間維權抗爭之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僅沒有達到中共鞏固思想禁制的目的，相反卻大瀉了中共的元氣，暴露了中共的殘暴。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反思共產黨成為可能，成為中華民族解除思想禁制，徹底擺脫共產黨邪靈控制的一個契機。
在中共邪教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中國人，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靈魂的救贖。這需要中國人自救才能達到。而自救的第一步就是認識共產黨的邪教本質。
總有一天，人民會把附著在國家行政體系之上的共產黨組織剝落，讓靠社會中堅力量維繫的社會體系獨立運作。這一天已經不遠了。減少一個盤剝吸血和整人害人的黨組織，只會改善和提高政府機關的工作水平。其實把共產黨從政府中剔除的道理，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搞「黨政分家」的黨內改革人士所認識所實踐過。但是如果不能在意識形態上否定「黨的絕對領導」，這種邪教體系內的改良努力，事實上證明是不夠的，也是難於進行的。
黨文化是共產黨邪教組織所需要的存在環境。在思想上清除黨文化和共產邪教的烙印，也即清除思想上的黨附體，可能要比清除行政機構中的黨附體困難的多，但卻是真正清除共產黨邪教的根本方法。這只能靠中國人自救才能行。思想上正本清源，人性上返本歸真，才能實現社會道德重建，從而順利完成向一個沒有共產黨的良性社會的過渡。解除附體的妙方，就是認識到邪靈的本質和危害，從思想上與之決裂、清除，讓附體再無立腳之地。共產黨最重視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因為共產黨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罷了。當中國人民全都在心靈上否定共產黨的歪理邪說，主動清理黨文化，清理共產邪教對自己觀念上和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影響時，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面臨崩潰。共產黨就會在人民的自救中解體。
凡是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多與貧困、集權、迫害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國家已經所剩不多了，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屈指可數，末日可期。
以中國人的智慧，照歷史上中華民族的輝煌，擺脫了共產黨邪靈附體的中國，將是一個大有希望的社會。
結語
共產黨已經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其靈魂已死，但是陰魂未散。中共承襲了共產黨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滿了狂妄自大、極端自私、和為所慾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這個邪教中，共產黨否定天理、扼殺人性的本質一脈相傳，並沒有改變。
今天中共用來統治中國的，正是共產黨多年積累的鬥爭手段、嚴密的組織制度、和「黨附體」的統治形式，以及國教化了的邪教宣傳。前文總結的共產黨的六大邪教特徵，今天的中共條條俱全，諸善不做，諸惡奉行。
這個越來越走近滅亡末路的共產黨邪教，正在加速的腐敗墮落，最可怕的一點，是這個不甘滅亡的邪教，還在盡其所能把中國社會也帶向腐敗墮落的深淵。
中國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擺脫共產黨。

【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大紀元12月4日訊】

目錄

前言一．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從來沒有改變（一）共產黨的改革是為了誰？（二）「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麼辦？」 （三）誰是真正的動亂之源？二．經濟發展成為中共的祭品（一）盜用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成就（二）短期行為，後發劣勢（三）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四）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五）經濟利益，要脅西方三．中共的洗腦術從「赤裸裸」走向「精緻化」 四．中共的人權偽裝（一）從為奪權爭民主，到獨裁統治和人權偽裝（二）綁架十幾億人民的「人質流氓文化」（三）胡蘿蔔加大棒，從恩賜「自由」到變本加厲地鎮壓五．中共流氓嘴臉面面觀（一）賣國求榮，維護統一是假，出賣國土是真（二）張冠李戴、瞞天過海（三）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治流氓（四）偷換概念，改變內涵（五）耍陰謀詭計，從假抗日到假反恐（六）陽奉陰違，認認真真走過場（七）泯滅良知，讓個人的正義感臣服於黨的利益（八）「愛國主義」，全國緊急總動員的邪教號令（九）寡廉無恥，把黨和國家錯位，強迫人民認賊作父（十）耍「平反」詭計，把罪行變成「偉績」（十一）自己都不信，還要強迫他人信六．流氓嘴臉大暴露：以國家恐怖主義剷除「真善忍」七．「中國特色」的流氓社會主義（一）反覆無常，變幻取巧（二）「中國特色」的流氓黨（三）國家流氓化結語
九評之九：評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本性
前言
喧囂一百多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帶給人類的只有戰爭、貧窮、血腥和專制，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黨的崩潰，在上個世紀末終於走入了尾聲，從老百姓到黨的總書記都再也沒有甚麼人相信共產主義的鬼話了。
既不是「君權神授」，也不是「民主選舉」的共產黨政權，在其賴以生存的信仰徹底破滅的今天，其執政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不願順應歷史的潮流自動退出歷史舞台，而是施展在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中積累的集邪惡之大成的各種流氓手段，開始了又一輪尋找合法性、圖謀起死回生的狂亂掙扎。改革也罷，開放也罷，中共的目的只是為了死死維持其集團利益和獨裁政權。中國最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在仍然受到嚴密束縛下取得的辛勞果實，不但沒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反而被中共竊為執政合法性的資本，讓其流氓行徑更具欺騙性、迷惑性。最可怕的是，中共正在傾其全力，企圖把中國人都變成大大小小的、程度不同的流氓，摧毀著整個民族賴以生存的道德根基。
為了民族的長治久安，為了讓中國早日步入沒有共產黨的時代而重塑民族的輝煌，在歷史的今天，認清共產黨為甚麼要耍流氓及其流氓本性，也就變得尤為重要。
一．共產黨的流氓本質從來沒有改變
（一）共產黨的改革是為了誰？
歷史上，每次中共遇到危機時，都會表現出一些改善的跡象，誘發人們對中共的幻想。無一例外的是，這些泡影一次一次都破滅了。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櫥窗式經濟繁榮假象之下，人們對共產黨又產生了幻想。但是，共產黨自身的利益同國家民族利益的根本衝突決定了這種繁榮不可能持久，其許願的「改革」只是出於維護中共的統治，只能是換湯不換藥的跛足改革。畸形發展的背後潛伏著更大的社會危機。危機一旦暴發，國家和民族又將受到巨大衝擊。
隨著中共領導人的世代交替，他們不再有打天下的資歷，也越來越沒有坐天下的威信，但是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在合法性的危機中，維護它的集團利益卻越來越成為維護個人利益的基本保障。這樣以私為本而又無所約束的政黨，人們幻想它能在不折騰中發展不過是一廂情願的事情。
我們看看中共的《人民日報》是怎麼說的：
「歷史的辯證法教會了中國共產黨人：應該變的，必須改變，不變則衰；不該變的，決不能變，變則自我瓦解。」（2004年7月12日頭版）
甚麼是不該變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2004年7月12日頭版）
人們弄不懂它的中心和基本點到底是甚麼，但是，誰都明白共產邪靈維護其集團利益和獨裁專制的決心是堅不可摧的。誠然，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潰敗了，行將就木，那是共產主義的定數。但是，越要敗亡的東西，越具有垂死掙扎的毀滅性。同共產黨談改良民主，無疑與虎謀皮。
（二）「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麼辦？」
在共產黨走向衰敗的時候，人們意外的發現，邪靈附體的中共幾十年來靠著千變萬化的流氓手段已經把共產黨的因素注入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當年，多少人在毛澤東的遺像前痛哭流涕地重複著一句話，「沒有了毛主席，中國怎麼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二十幾年後的今天，在世界談論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之時，中共新的媒體宣傳又同樣使人們發出了「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麼辦」的擔憂。
事實上，中共無孔不入的統治方式，讓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思維方式，甚至判斷中共的標準，都深深打上了中共的烙印，甚至就是中共的一套。如果說過去是靠灌輸來控制人們的思想，現在是中共收穫的時候了。因為那些被灌輸的東西已經被消化，已經演變成人們自己的細胞，人們自己就會主動按照中共的邏輯去設想去思考，去設身處地從中共的角度出發來論證事情的對錯了。六四開槍，有人說，「我要是鄧小平，我也用坦克鎮壓」；鎮壓法輪功，有人說，「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徹底剷除」；禁止言論自由，有人說，「我要是共產黨，也得這麼干」。真理和良知沒有了，只剩下共產黨了。這是中共流氓本性中最陰險毒辣的手段之一。只要人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中共的這些毒素，中共就會從中吸取能量而維持生命。
「沒有共產黨，那中國怎麼辦？」這種思維方式，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讓人們用它的邏輯思考問題。
中華民族在沒有中共的情況下早已走過漫漫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世界上任何社會也並沒有因為一個王朝的覆滅而停止前進的腳步。可是經歷了數十年中共統治之後的人們對這些已經麻木了，中共長期的宣傳，把黨比作母親的教育，無所不在的中共政治，使得人們已經想不起來要是沒有了中共，我們該當如何生活了。
沒有了毛主席，中國並沒有倒下；沒有了共產黨，中國就垮了嗎？！
（三）誰是真正的動亂之源？
很多人對中共的流氓作為有相當瞭解和反感，厭惡共產主義那一套整人騙人的東西。但是，老百姓被中共的政治運動和挑起的動亂搞怕了，害怕中國亂，一旦中共用「動亂」來威脅百姓，人們出於對中共強權的無奈，只好默認中共的統治。
事實上，擁有幾百萬軍隊和武警的中共，才是中國真正的「動亂」之源，老百姓沒有理由去「動亂」，更沒有資格去「動亂」。只有逆潮流而動的中共，才會草木皆兵，把國家拖入動亂。「穩定壓倒一切」，「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成為中共鎮壓人民的理論基礎。誰是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不是搞專職暴政的中國共產黨嗎？搞動亂的中共，反用「動亂」來要脅人民，流氓從來就是這樣做的。
二．經濟發展成為中共的祭品
（一）盜用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成就
中共自認的「合法性」就在於這二十幾年的經濟發展。事實上，經濟的發展正好是中國人民在中共的束縛中被稍稍鬆綁後一點一滴建設起來的，同中共毫無關係。但是，中共卻宣傳成是它的功勞，還要人民感恩戴德，好像沒有中共，就沒有這一切。大家知道，在許許多多其他沒有共產黨的國家，早就有了更好的一切。
奧運會奪了金牌，運動員要感謝黨，黨自己更是當仁不讓地把虛假的「體育大國」的冠冕作為歌頌黨的英明領導的資本；中國被「非典」折騰得夠嗆，最後卻說「靠的是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才戰勝了病毒（《人民日報》語）；「神五」上天，本是航天科技人員的貢獻，卻被中共當作只有它才能領導中國人民擠入世界強國的證據；就連那個2008年的奧運主辦權，本是西方伸出的鼓勵中共人權改善的橄欖枝，卻被中共當做為其「合法性」貼金、大肆鎮壓民眾的藉口；外國人看好的「巨大市場潛力」，原本來自13億中國人民的消費能力，卻被中共據為己有，作為要脅西方配合中共統治的銳利武器。
但凡壞事都是反動勢力和個別人幹的，好事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幹成的。任何一件成就，中共都拿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塗脂抹粉。就連有些壞事，中共也可以讓其壞事變好事來為它服務。例如，在被中共嚴密封鎖的愛滋病氾濫真相再也包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搖身一變，精心佈置的宣傳馬上把罪魁禍首的中共裝扮成了人類疾病的挑戰者，愛滋病人的福音。多麼人命關天的事情，中共想到的只是利用它來粉飾自己。這種明搶暗奪的作法，也只有中共這樣的流氓才能做得出來。
（二）短期行為，後發劣勢
面臨著嚴重「合法性危機」的中共，為了維護統治而推行的改革開放，急功近利，使中國落入了「後發劣勢」。
「後發劣勢」或「後發優勢」的概念是說，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製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就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所以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然而技術模仿雖然在短時間內就可以看到發展的效果，卻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失敗。
中共正是走的這條「後發劣勢」的失敗之路，這二十幾年的「技術模仿」取得了一些成就，中共把這些成就作為向老百姓證明它的執政「合法性」的資本，從而進一步牴觸危及中共自身利益的政治體制改革，寧願犧牲民族的長期發展利益。
（三）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事實上，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二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搾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並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中國的GDP數字裡有相當一部份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的。中國貢獻世界經濟總量不到4％，對鋼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卻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一九八零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二零零三年減少到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一億畝。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這樣的增長，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承受不起（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報導)。
正是在短期的經濟繁榮假象之下，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阻礙「制度進化」的自然選擇性。正是這種不徹底的半吊子改革，讓中國社會愈加畸形化，社會矛盾愈加尖銳，葬送著民族的未來，並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借用權勢，中飽私囊。
對比拋棄了共產主義以後的俄羅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時進行，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三年，俄羅斯GDP累計增長29.9%，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羅斯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俄羅斯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二零零二年的第十七位提升到二零零三年的第八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十大投資地之列。
（四）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
中共的天下是靠農民打下來的，老區的百姓更是為中共奉獻了一切。但是，中共奪權後，農民卻受到了嚴重的歧視。
中共建政後制定了極不公正的制度：戶籍制。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不能貸款。農民是中國最貧苦階級，卻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農民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此外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而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溫家寶發佈了「一號文件」，揭示出中國農民、農業、農村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時期，多數農民收入出現徘徊甚至減收，越來越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林場，上級撥款50萬用於植樹造林。林場領導先吞下20萬給自己，其餘的30萬承包下去，一層一層剋扣，最後所剩無幾的錢分給了真正去造林的當地農民。政府不用擔心農民嫌錢少不去植樹，因為太窮了，再廉價，農民也一定會去幹。「中國製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樣的道理。
（五）經濟利益，要脅西方
很多人都認為貿易往來能夠促進中國人權、言論自由、民主改革。經過十幾年下來，證明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事。最典型的就是做生意的原則，西方的公平透明在中國變成了人際關係、行賄受賄、貪污腐敗。許多西方大公司成為在中國為腐敗推波助瀾的急先鋒，更有的成為中共踐踏人權、鎮壓人民的掩護體。
打經濟牌是中共流氓手法在外交上的體現。中國的飛機定單是給法國還是美國？這完全要看誰在人權言論等方面有沒有對中共說三道四。中國的經濟利益把為數不少的西方商人和政客緊緊地套住了。北美的一些網絡公司為中共封鎖互聯網提供專門產品；一些門戶網站為了登陸中國，自動要求「自律」，過濾中共不喜歡的信息。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截止二零零四年四月底，全國累計合同利用外資金額為9901.3億美元。外資為中共經濟大輸血的作用，可見一斑。而在這輸血的過程中，外資並沒有把民主、自由、人權的理念作為基本的原則帶給中國人民。外商和外國政府的「無條件」配合和有些國家獻媚的討好反而成為中共用作宣傳的統治資本。在經濟的表面繁榮的幌子下，官商勾結，瓜分國家財產，阻礙政治改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三．中共的洗腦術從「赤裸裸」走向「精緻化」
常常聽到人們說這樣的話，「我知道中共過去謊話連篇，但這一次他說的是真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把時光倒流，在很多次中共歷史上的重大錯誤時刻，人們說的都是這樣的話。這就是中共幾十年來練就的欺騙人民的謊言本領。
由於人們對「放衛星」式的謊言有了些抵抗力，於是中共的謊言宣傳也走向了「精緻化」「專業化」的道路。謊言從過去的口號式宣傳變得更加「循序漸進」、「細緻入微」，特別是在信息封鎖下，用基於某些片面「事實」的謊言來誤導民眾，其危害比「放衛星」更具迷惑性。
英文雜誌《中國聚焦》（Chinascope）2004年10月登載了一篇中共今天如何用更「精緻」的手法製造謊言、掩蓋真相的案例分析。在2003年大陸薩斯病期間，外界普遍質疑中共隱瞞疫情，但中共一再否認。為了瞭解中共對於薩斯病的報導是不是客觀，作者閱讀了新華網從年初到4月初的所有400多篇關於薩斯病的報導。從這些報導中，作者瞭解到薩斯病一出現，從中央到地方的專家及時會診，給予治療，病人已經康復出院；壞人掀起搶購風，政府及時闢謠，杜絕流言，保障了人民生活秩序的穩定；外國極少數反華勢力沒有根據地懷疑中國政府隱瞞，但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是不相信他們的，廣州交流會將是歷史上參展廠家最多的一次；外國遊客作證說在中國旅遊是安全的；特別是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也出面說中共配合得好，措施得當，沒有問題；專家還被批准去廣東公開考察。讀完這400多篇報導，作者覺得中共在這4個月的時間裏一切都很透明，對人民健康絕對負責，怎麼可能隱瞞甚麼消息呢？直到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中國薩斯病全面爆發，變相承認一直隱瞞疫情，作者才明白真相，切切實實見證了中共的流氓欺騙手段。
在台灣大選上，中共也是用這種「循序漸進」、「諄諄誘導」的方式暗示人民，選舉總統將會導致：自殺率上升，股市崩盤，「怪病」增多，精神失常，島民外移，家人反目，生活消極，市場冷清，當街亂射，紛爭抗議，包圍總統府，天下大亂，政治鬧劇……一天一天地給大陸民眾灌輸這些消息，讓人民用自己的思維自覺地得出：「這一切都是選舉惹的禍」「我們千萬別搞民主選舉」。
在法輪功問題上，中共的抹黑手法更是創出水平。一切都演得那麼逼真，一個接著一個地出台，不由得許多老百姓不信。中共騙人的流氓手法，做到了讓被騙者心甘情願主動相信中共的謊話，被騙者還以為自己真理在握。
在這幾十年間，中共洗腦宣傳的騙人功夫變得更加「精緻」、「微觀」，是其謊言流氓本質的自然延伸。
四．中共的人權偽裝
（一）從為奪權爭民主，到獨裁統治和人權偽裝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您也許認為這是境外敵對勢力討伐中共的檄文，您錯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
高唱「普選」，要求「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的中共，在竊取政權之後，連「普選」的話題都成為了禁忌。號稱「當家做主」的人民卻毫無做主的權利。如此行徑，連「流氓」二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的面目。
如果您認為畢竟事過境遷，靠殺人起家、謊言治國的中共邪教現在要改良從善，真的願意「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那您又錯了。我們來聽聽在60年過去後的今天，中共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是如何說的：
「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導權，是鞏固黨執政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的根本需要。」（2004年11月23日第九版）
江澤民曾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採訪，對「中國為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他當時作出如下解釋：「中國人素質太差」。
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華日報》上，共產黨就呼籲，「他們（國民黨）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這就是中共流氓面目的生動寫照。
六四後的中共，是揹負著沉重的人權包袱重返世界舞台的。歷史給了中共選擇的機會：第一條路是學會尊重人民，真正改善人權；第二條路是對內繼續侵犯人權，對外進行人權偽裝，逃避譴責。
非常不幸的是，流氓本性注定中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二條路：豢養出一大批包括科學界、宗教界在內的專門向外欺騙宣傳、鼓吹中共人權進步的偽裝人才；拼湊出了一大套強詞奪理的甚麼「生存權」之類的人權謬論；以及無止境地玩弄人權遊戲來矇蔽中國人民和西方民主國家，竟然可以自吹「目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
中共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這純屬中共玩弄的文字遊戲。千百萬法輪功學員被剝奪了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的權利。他們沒有任何辯護的權利，連上訪都算違法。一些上訪團體多次要求在北京組織遊行，政府不僅不同意，還把申請的人抓起來。被中共憲法確定的對香港「一國兩制」也是中共統治者們為英國政府和香港人民設下的一個騙局。甚麼五十年不變，五年便要試圖通過23條惡法將兩制變為一制。
利用「言論寬鬆」假象來掩蓋監視控制的實質是中共新的流氓策略。中國人現在說話比過去看起來寬鬆多了，互聯網的出現，也使得消息傳播起來更快。所以，中共就宣傳說言論自由了，而且很多民眾也這麼認為。這是個假象。不是中共變得仁慈了，而是社會的發展，技術的進步，中共擋不住了。從中共在互聯網上扮演的角色看，它是在封網、過濾、監視、控制、治罪，完完全全是逆潮流而行。到今天，在一些違背人權良知的資本家的幫助下，中共的警察已經實現了在警車行進中就可以監測所有上網人士一舉一動的技術裝備。看看中共在世界民主自由的大潮流下的所做所為，當著人的面公開幹壞事，它的人權怎麼可能進步了呢。它自己也說是「外鬆內緊」。
為了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爭取臉面，二零零四年中共搞了一系列嚴懲人權侵犯的活動。可是，這都是做給外國人看的，根本沒有實質性的內容。因為在中國，最大的迫害人權分子就是共產黨自己以及它的前總書記江澤民、原政法委書記羅干、公安部長周永康和副部長劉京。靠他們來維護人權，正是與虎謀皮。
這就如同一個強姦慣犯，過去在背地裏一天凌辱十個少女。後來，來往的人多了，罪犯只能當著行人的面一天凌辱一個少女。能說這個罪犯是在變好？從過去背著人到現在當著人面強姦少女，只能說明這個罪犯幹的勾當比原來還要下流無恥。而這個強姦慣犯的本性一點沒變，只是做起來不如以前方便罷了。
中共就如同那個流氓強姦犯。中共的獨裁本質，害怕失去權力的本能，注定了它不會尊重人民的權利。它在偽裝人權上所花的人力物力財力，遠遠超過其真正用於改善人權的努力。共產流氓肆虐中華，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
（二）綁架十幾億人民的「人質流氓文化」
如果一個破門入室、見色起心的強盜在法庭上辯護說，他的「強姦行為」使他沒有機會殺死受害人，在「強姦」和「殺人」之間，不是殺人更壞嗎？所以，他應該被當庭無罪釋放，人們還應該歌頌他「強姦有理」。
聽起來很荒唐，可是在這一點上，中共六四鎮壓的邏輯跟那個強盜是一樣的：它說「鎮壓學生」及時地避免了一場可能會引起的「內亂」。所以，比起「內亂」來，「鎮壓有理」。
強盜在法庭上反問法官「是強姦好，還是殺人好」，這說明了甚麼呢？這只能說明這個強姦犯的流氓無恥。同樣在「六四」問題上，中共和其同路人不是檢討殺人該不該認罪的問題，而是質問社會「是鎮壓好，還是打內戰好」。
中共控制了整個國家機器和宣傳工具，可以說十三億老百姓就是被中共劫持的人質。只要有這十三億人質在手，中共的「人質理論」總是可以說，如果它不鎮壓某些人，就有可能出現內亂，國家將陷入災難。在這樣的藉口下，中共隨時隨地想要鎮壓誰，都可以鎮壓誰了，而且永遠「鎮壓有理」。如此強姦民意，還有比這更無賴的大流氓嗎？
（三）胡蘿蔔加大棒，從恩賜「自由」到變本加厲地鎮壓
人們普遍感到現在比過去「自由」多了，從而對中共的改良前景有了希望。其實，人民被「賜予」的自由程度同中共本身的危機感有很大關係。只要有利於維護黨的集團利益，中共是甚麼都可以做的，甚至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要甚麼給甚麼。
但是，在共產黨統治下、靠恩賜所得到的「自由」是沒有法律保障的。這個「自由」是中共在國際大潮流下用來麻痺控制人民的工具。從根本上看，它跟中共的利益有著不可調和的衝突。一旦這個衝突激化到超越中共的容忍程度時，中共就會瞬間收回一切「自由」。中共歷史上出現過幾次言論相對自由的時期，後來又跌入嚴厲管制時期，反反覆覆，就是中共的這種流氓本性的表現。
在如今的網絡時代，大家如果去讀新華網或者人民網，你會發現那裏確實有相當份量的負面消息。一是現在壞消息太多，傳播也快，行業競爭，不報不行；二是這個報導的基點符合了黨的利益──「小罵大幫忙」──壞事的原因都歸到某個人身上，與黨無關，而「解決的途徑」多半要落腳到「非靠黨的領導不可」。中共對於甚麼該報，甚麼不該報，報到甚麼程度，是大陸媒體報，還是讓海外收編的親共媒體報，如何把壞消息「昇華」為凝聚民心的好結果，可謂爐火純青。許多大陸年輕人覺得現在中共言論挺自由的，從而對中共恩愛有加、充滿希望，就是中共這種「精緻的」流氓媒體策略的犧牲品。更有甚者，中共把社會局面搞得越是一團糟，輔與適當報導的負面消息，反而能威脅人民只有依靠中共的強權才能控制大局，脅迫人們除了擁護中共外，別無他途。
所以，如果看到中共釋放出甚麼改善人權的善意，大可不必認為中共就脫胎換骨了。中共在推翻國民黨的鬥爭中，本來就是以民主鬥士的面目出現的。中共的流氓本性決定了中共的一切承諾都靠不住。
五．中共流氓嘴臉面面觀
（一）賣國求榮，維護統一是假，出賣國土是真
「一定要解放台灣」、「統一台灣」是中共數十年的宣傳口號，藉此扮演著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衛道士。中共真的關心國家的領土完整嗎？非也！台灣不過是國共之爭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被中共用來作為打擊對方，籠絡人心的籌碼。
早期的中共在國民政權之下成立「中華蘇維埃」，其「憲法」第十四條宣稱「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甚至各省都可以獨立建國」。為了呼應俄國，中共的口號也是「保衛蘇維埃」。在抗日戰爭中，中共的最大目的是利用時機發展壯大自己。蘇共紅軍1945年進軍東北時姦淫擄掠，以及蘇共扶植外蒙獨立時中共都沒有給予一字譴責。
1999年底，中共同俄國簽訂的《中俄全面勘分條約》，承認了清政府與俄國之間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出賣了近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相當於幾十個台灣。2004年，中俄簽訂「中俄國界東斷的補充協定」後，據稱又已失去黑龍江省半個黑瞎子島的主權。
在其它邊界劃分、南沙群島、甚至釣魚島的主權上，對中共保持政權沒有甚麼利益，所以根本不在乎。「解放台灣」不過是中共用來轉移內部矛盾，煽動民族主義大耍流氓的煙幕彈而已。
（二）張冠李戴、瞞天過海
中共打著辯證法的名義，徹底破壞哲學的圓融思維方式、思辯能力和探索精神；打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幌子，欺騙有此類美好理想的人，然後對這些人進行洗腦和全面控制。逐漸把這些人變成「全心全意為黨服務」而不敢為民請命的馴服工具。
再說「消滅私有制」，共產黨成立時，欺騙了許多年輕人為了共產大同的理想加入黨的隊伍，其中有不少人背叛了有資產的家庭。但八十三年之後，資產階級又回來了，只不過這次變成了當初打著「大同」旗幟的共產黨自己。如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子女、親屬中，不乏腰纏萬貫的新資本家。不少共產黨員們也爭先恐後的加入這個隊伍。對於那些跟隨黨打天下的人來說，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流血奮鬥了幾十年，到頭來看，只不過是把自己父兄的財產和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共產黨這個邪教。
（三）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治流氓
政府總是需要被監督的。在民主國家，其分權的政治制度和言論、新聞自由，本身就是很好的監督機制，宗教信仰更是提供道德上的自我約束。
而共產黨宣傳的是無神論，沒有神性對它的道德約束；它實行的又是集權專制，沒有政治上的法律約束。所以，中共耍起流氓來可以無法無天。那中共是如何向人民交代誰來監督它呢？「自我」！這是中共幾十年來欺騙人民的口頭禪。從早期的「自我批評」，到後來的「自我」監督，「自我」完善黨的領導，到最近的「自我」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中共強調的都是共產黨具有所謂「自我改善」的強大功能。黨不僅口頭上說，也真有行動，成立一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信訪辦」甚麼的，一面更具迷惑性，一面道德更加下滑。
沒有道德和法律約束的「自我改善」，用傳統的話講，就是「自心生魔」。這不過是中共拒絕外界監督、拒絕開放黨禁報禁的藉口，是政治流氓為維護其集團利益和執政「合法性」所用來糊弄人民的幌子。
耍政治流氓手腕是中共的特長。「人民民主的專政」，「民主集中制」，「政治協商」，等等都是騙人的玩意，除了「專政」之外，沒有一樣是真的。
（四）偷換概念，改變內涵
共產黨可以給人類文化中的任何概念更換內涵，然後用這些變異概念去批判和專政所有的人。這是其又一個流氓特性。
比如黨，其實人類社會中結黨的現象古來都有，遍佈中外。但是只有共產黨完全超出了黨集團的利益範疇。你入了它那個黨，它就要控制你一切乃至人性、生存和私生活。你讓它當權，它就要控制社會、政府、國家機器的一切。大到誰做國家主席，誰做國防部長，制定甚麼法規條例，小到誰能在哪裏居住，和誰結婚，生幾個孩子，而且把這些控制方法發展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五）耍陰謀詭計，從假抗日到假反恐
中共教科書和黨史明確記載「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人」。但是，大量史料爆出中共有意不參與當時的抗日戰爭，並趁國民黨抗戰，積蓄力量，拖抗日戰爭的後腿。
中共唯一參與的大型會戰只有「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平型關戰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伏擊了敵人的補給部隊而已。「百團大戰」在中共內部卻被認為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此後，毛澤東和他的中共，非但再沒有打過一場像樣的戰鬥，並且沒有產生一個如董存瑞、黃繼光那樣的抗日英雄，只有少數高級軍官戰死在抗日的疆場上，甚至至今連起碼的傷亡數字也無法公佈，在中國大陸廣闊的土地上也難得一見中共的抗日烈士紀念碑。
當時的中共在抗日大後方建立所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搞「一國兩制」、搞國中之國的「兩個中國」。雖然在指戰員個人中不乏抗日熱情，但中共高層卻沒有抗日的誠意，而是有目的有步驟的保存實力、利用這場戰爭發展壯大自己。在中日建交時，毛澤東向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吐露了心聲－－中共要感謝日本，如果不是那場抗戰，中共就不可能奪得天下。
這就是中共自稱「領導全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的騙局真相。
半個多世紀之後，美國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反恐成為世界的潮流。中共又一次耍起假抗日的流氓詭計。中共利用反恐作藉口，把很多宗教信仰、異議人士、地域、民族糾紛等團體歸為恐怖主義，從而在國際大氣候的掩蓋下，大肆暴力鎮壓。
2004年9月27日新華社轉述《新京報》消息，指北京有可能成立全國各省市中第一個反恐局。海外某些親共媒體更是以「「610辦公室」加入反恐」為標題渲染報導（610是專門迫害法輪功的機構），聲稱反恐局將重點打擊包括法輪功在內的恐怖組織等。
中共把手無寸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和平上訪的群眾定義為恐怖份子，乘機動用武裝到牙齒的「特種反恐部隊」去快速鎮壓這些中國的弱勢群體和善良民眾。並且以「反恐」的名義逃避外界的譴責和注意，同當年假抗日真擴張的流氓手法如出一轍，給「反恐」蒙上了恥辱。
（六）陽奉陰違，認認真真走過場
在中國官場的政治鬥爭中因腐敗落馬的高官連續不斷。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這些人白天在大會上大講特講「廉潔奉公」，晚上就去「貪污受賄，聲色犬馬」。原雲南省長李嘉廷、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等等這些「人民公僕」們都是轅出一輒。如果大家去查一查他們的講話，無一不是在貪污受賄的同時，還反覆在各種各樣的報告中要求大家「廉潔從政，加大反腐敗力度」。
中共樹立過很多典型，也常常吸收一些有理想、有作為的人入黨來裝潢黨的門面。但是，今天中國的道德水平敗壞到何種地步，人們有目共睹。為甚麼中共的「精神文明」宣傳不起作用呢？
其實，共產黨領袖們教導大眾常說甚麼「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為人民服務」，差不多都是鬼話。馬克思婚外生子、列寧嫖妓染梅毒、斯大林霸佔歌星被控訴、毛澤東縱情聲色、江澤民淫亂、羅馬尼亞黨魁齊奧賽斯庫全家雞犬昇天、古巴黨酋卡斯特羅外域銀行存款數億、北朝鮮吃人魔王金日成子孫日費萬金……共產黨領袖們的言行不一、表裡相反，從祖師爺馬克思就已開始。
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人們討厭空洞虛偽的政治學習。人們對於「講政治」這種東西越來越敷衍了事，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在騙人。無論台上的、台下的都心照不宣，但就是沒人去捅破。這種現象被人們稱為「認認真真走過場」。前一陣的「三個代表」，近一陣的「提高執政能力」，都是說了等於白說的廢話。哪個執政黨不應該代表人民的利益？哪個執政黨不講究執政能力？不然早被轟下台去了。可中共把這些廢話當做甚麼深不可測的高科技理論，轟轟烈烈的要學好幾年。
當「走過場」潛移默化為十幾億人民的習慣，成為一種黨文化現象時，就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假大空」現象和誠信危機。中共為甚麼要這麼做呢？過去是為了「主義」，現在是為了「利益」。明知是「走過場」也要走，如果不搞這些，就沒有流氓惡霸的感覺了，還如何讓老百姓擁戴、懼怕自己？
（七）泯滅良知，讓個人的正義感臣服於黨的利益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專門講述了「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歷史上的中共黨員中，從來都不缺乏憂國憂民的正義之士和願意為百姓作實事的清官。可是，在中共這部利益機器中，這些官員是不會有出路的。他們總會在「個人服從中央」的壓力下，或難以為繼，或被淘汰出局，甚至還要被迫同流合污。
共產黨是暴力強權組織，有《共產黨宣言》為證。宣言在結尾時高呼「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中共也是「靠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打天下的。在統治中國的五十五年中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也極其殘暴：肅反，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每次運動都搞得腥風血雨、冤魂遍野。
老百姓從骨子裡頭見識了中共的血腥，畏懼了中共的流氓「強權」。所以，人們不再敢維護正義，不再相信公理，先是委屈地臣服於「強權」，進而麻木不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思考的邏輯也是自覺的順從於「強權」。這就是中共的黑社會流氓本性。
（八）「愛國主義」，全國緊急總動員的邪教號令
中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口號是中共誘惑人們的糖衣。「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不僅是共產黨的大旗，也是它屢試屢爽的號令。幾十年不敢回國定居的老華僑，看上幾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有關民族主義的宣傳，就比在國內的人還愛國。不敢也不能對共產黨任何政策說「不」的中國人，在黨的組織下，打著「愛國主義」的旗幟，就敢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領事館門口去扔雞蛋、扔石頭，燒汽車，燒美國國旗。
共產黨認準了這一點，凡是需要全中國人服從的大事件，都是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方式緊急動員民眾。對台灣，對香港，對法輪功，對中美撞機事件，無不以高壓恐懼和集體洗腦並重的方法，把全國人民帶入一種戰爭式的狀態。這和當年的德國法西斯非常相似。
由於信息封鎖，黨的洗腦就格外成功。中國人即使不喜歡中共，也都難免用它的思維考慮事情。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不少人在看中央電視台每天的主觀電視節目分析時，磨拳擦掌，帶著痛恨、復仇、渴望戰爭的心理，詛咒另一場戰爭。
（九）寡廉無恥，把黨和國家錯位，強迫人民認賊作父
中共常用來警告人民的一句話就是「亡黨亡國」。「黨」在「國」的前面。立國方針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人民從小受的教育是「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黨來比母親」，「黨啊，親愛的媽媽」，「黨的恩情比海深」，「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行動的指南是「黨指向哪裏，就打到哪裏」。政府救災，人民說的是「感謝黨和政府」，先謝「黨」，後謝「政府」。軍隊的口號是「黨指揮槍」。連大陸專家嚐試設計的為法官穿的法袍領口上的四顆金色紐扣，也是從上到下分別象徵著黨、人民、法律和國家。儘管你是法官，黨也是永遠在「法律」「國家」和「人民」之上。
「黨」在中國成為了至高無上的稱呼，「國家」反而成為「黨」的附庸。「國家」為「黨」而存在，「黨」成為人民的化身，「國家」的象徵。愛黨、愛黨的領導人、愛國，被混為一談。這是中國愛國主義被扭曲的根本原因。
在長期教育宣傳的潛移默化影響下，很多黨員、非黨員都自覺不自覺的把黨和國家錯位，認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或者說，默認「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從而給中共流氓集團製造了很大的出賣「國家利益」的空間。
（十）耍「平反」詭計，把罪行變成「偉績」
歷史上中共犯了很多大錯。但是，它總是通過「平反昭雪」把錯誤歸到某個人或某個團體身上，不但讓受害者感恩戴德，更把中共的罪惡推得一乾二淨。「不但善於犯錯誤，而且敢於糾正錯誤」成為中共一次次死裡逃生的仙丹妙藥，於是，中共永遠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也許有一天，中共會給「六四」平反，會給「法輪功」平反。但是，這些都只是中共在走投無路時苟延殘喘的流氓手段而已，它不會有反思自己，清算自己罪行的勇氣。
（十一）自己都不信，還要強迫他人信
這是中共這個邪教最流氓的一個地方，它知道邪教的教義是假的，社會主義是假的，已經破產，他自己都不信，但是還要你信，不信還不行，不信就要鎮壓。最荒謬無恥的是，黨還把它的這種欺騙理論寫進了憲法，作為立國大綱。
六．流氓嘴臉大暴露：以國家恐怖主義剷除「真善忍」
中共邪教集團搞的「天安門自焚騙局」堪稱中共的世紀謊言。為了打擊法輪功，一個政府居然誘騙五人冒充法輪功學員到天安門廣場偽裝自焚。結果是有的被當場打死，有的被事後滅口。中央電視台錄像的慢鏡頭清楚不誤的顯示出自焚現場的劉春玲是被警察擊打死亡的。錄像中有關王進東打坐的姿式、滅火後兩腿間夾著的塑料瓶，醫生和劉思影的對話，攝影師如何到場等的許多破綻，都充分證明這場自焚事件是江澤民流氓集團為了誣陷法輪功而惡毒設計的一場騙局。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可以說是集數十年政治運動邪惡之大全。它所採用的暴力、恐嚇、欺騙、謊言、殺人等手段無不登峰造極。它利用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積累的傾國之力，利用一個跳梁小丑江澤民，向最誠實、最守法、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最邪惡、最強暴、最廣泛的鎮壓。這是中共流氓本性最徹底的一次大暴露。
江澤民和中共操控覆蓋全球的媒體系統，包括報紙、電視、電台、互聯網，把謊言和誣陷在同步時間裏傳遍全世界。天安門自焚騙局，傅怡彬京城血案，浙江投毒乞丐被殺案……中國大陸看到了，美國看到了，甚至台灣都看到了。這一樁樁、一件件的謊言都記述了共產黨迫害法輪功的事實；江澤民和中共動用龐大的黨、政、軍、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各種各樣的政府及民間組織，從上到下對一個和平團體進行無情的打壓、監控和迫害；江澤民和中共動用了從人盯人、到高科技的嚴密信息封鎖系統來掩蓋他的罪行。
不讓上訪，不讓請願，不讓發傳單，不讓打橫幅，不許聚會，不許到公園煉功，任何媒體都不准報導法輪功真相。江澤民和中共建立網絡警察，修築信息防火牆，封鎖海外法輪功及一切報導法輪功消息的網站，盡一切可能堵絕法輪功真相的傳播。這麼大的一件迫害，社會上好多人甚至都不相信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更加惡毒的是江澤民和中共利用一切接觸國際媒體、國際領袖的機會直接造謠誹謗；還利用它們在聯合國的投票否決權和十幾億人民的龐大經濟市場，來要脅、利誘國際政治領袖和經濟巨人，對其迫害法輪功和其他團體的人權惡行一再讓步、委屈求全。
歷史上任何一個撒彌天大謊的流氓無賴，都沒有像江澤民和中共的謊言來得徹底，來得無所不在。它針對每一個人心中的各種各樣的觀念，用各種各樣的謊言，全方位地來迎合人的想法，再加以利用放大，讓人接受謊言，以製造對法輪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學嗎？它就說法輪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嗎？它就說法輪功參與政治；你妒忌別人發財出國嗎？它就說法輪功斂財；你不喜歡有組織嗎？它就說法輪功組織嚴密；你厭倦了幾十年的個人崇拜嗎？他就說你搞精神控制；你愛國情緒高昂嗎？它就說法輪功反華；你不是希望社會穩定嗎？它就說法輪功破壞穩定；法輪功講真善忍，它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從善心要生出殺心。
你相信政府不會再撒那麼多謊嗎？它就把謊越來越大地撒下去，從自殘自殺到自焚，從殺親人到殺他人，從殺一個人到殺一群人，多得讓你不得不信；你同情法輪功，那就把你的政績同處理法輪功掛鉤，有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就免你官職、讓你下崗、扣你獎金，逼你與法輪功為敵；更是把無數法輪功學員綁架到洗腦班，用各種歪理邪說、用親情、就業、就學作為壓力，用連坐法去脅迫家人、同事，加上酷刑折磨，一定要讓你簽下不煉的保證，讓你放棄正信。然後再讓已被轉化的人，去圍攻轉化別人。中共就是要把人變成鬼，讓人在一條黑道上走到底。
七．「中國特色」的流氓社會主義
「中國特色」是中共的遮羞布。共產黨一向宣稱它在中國革命中的成功要歸功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濫用「特殊性」是中共的一貫手法，為其反覆無常的流氓政策作了理論舖墊。
（一）反覆無常，變幻取巧
在這種流氓性的「中國特色」招牌下，中共成就的卻只有荒謬和可笑。
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搞了幾十年，搞成了私有制。
共產黨以革命的名義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掠奪了他們的私有財產，現在黨的新貴們貪污腐敗，成了比過去資本家還更富的官僚資本暴發戶。
共產黨講的是「按勞分配」，「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過程完成的卻是「按權分配」。
共產黨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現實中黨的貪官污吏的官僚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高壓建築，所以鎮壓人民成為黨的路線政策。
（二）「中國特色」的流氓黨
正是這種為了黨的利益不顧一切的原則，中共以邪教的運作方式扭曲了中國社會，在人類社會造出了一個真正的另類。這個另類和任何國家、政黨、團體都不一樣。它的原則是無原則，在它的微笑和牙齒背後沒有誠意可言。不過善良的人們理解不了中共，因為他們按人類通行的道德標準推測中共，無法想像竟有那麼流氓的一個東西，代表著一個國家。黨以這樣的「中國特色」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特色」是「中共流氓特色」的縮寫。
中國跛足資本主義就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失業」變成了中國特色的「待業」；「解僱」變成了中國特色的「下崗」；「貧窮」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言論、信仰自由的「人權」變成了中國特色的「生存權」。
（三）國家流氓化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流行一句話──「我是流氓我怕誰」，這就是中共幾十年流氓治國的惡果──國家流氓化。
中共非常懼怕人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按照良知行事，共產黨的邪惡就失去了生存的環境，因此中共想方設法要把人民拉下水，試圖把中國人民變成程度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各種流氓。
文革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全民運動，恰恰因為是全民運動，不少人都參加過打、砸、搶、燒、殺，而很多人經歷了批判會和告密、揭發等，至少參加了無數次人人過關的違心表態，表達對所謂的「階級敵人」「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態度。
「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在全民瘋狂的情況下，誰也不能說對別人所遭受的苦難毫無責任。因此文革後的反思就不僅成為官方的忌諱，民間也在本能地避開對自己盲從、愚昧和瘋狂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的反思，反而故意順著中共的思路，順水推舟地把一切罪行歸結到了「四人幫」的頭上。
時至今日，中共幾乎已經鎮壓了所有的傳統宗教，解體了傳統的價值觀，而中共對財富不擇手段地攫取，對人民不擇手段的欺騙，對異議人士、獨立工會和新型信仰團體等不擇手段地鎮壓，與它自己宣稱的「道德化身」完全背道而馳。在民間失去基本價值坐標的情況下，中共的流氓嘴臉也迅速帶動社會走向流氓化。今天，中國社會道德和社會信用體系崩潰，假貨氾濫，欺詐成風，人心卑劣，世風急下，無不拜中共流氓榜樣所賜。
結語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歷史證明，中共每次放鬆枷鎖和鐵鏈，都並不意味著會放棄鎖鏈。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之後，中共曾經以「三自一包」來恢復農村生產，但那並不意味著中共會改變中國農民「農奴」的地位。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和「經濟改革」，也絲毫不影響1989年中共對人民舉起屠刀。未來，中共也絕不會因為改換了門面，而改變其流氓本性。
如果覺得已經事過境遷，此黨已非彼黨，而滿足於眼前的假象，甚至誤認為共產黨已經改良，或者正在改良，或者有意改良，從而不斷的淡忘過去，那就是給予中共流氓集團繼續生存為害人類的機會。
共產黨所有的努力，是要人們忘記；而人民所有的掙扎，則是要努力「記住」。
事實上，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割裂人民記憶的歷史，是後一代不知道前一代真相的歷史，是億萬百姓生活在對共產黨過去的咒罵、與對共產黨現實的期望的這種巨大矛盾之中經歷磨難的歷史。
當共產主義這個邪靈來到人世間，共產黨通過流氓起義和痞子革命奪取政權在人間立足後，它幹的就是通過血腥暴政來建立和維護一個「黨附體」形式的專制社會。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謂「鬥爭」精神，來摧毀人類的良知善念，來摧毀人類的傳統文明和道德觀念，用血腥屠殺和強制洗腦來製造一個全民瘋狂的共產邪教的一統天下。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有過紅色恐怖到達頂峰的猖狂時期，也有過及近滅亡、落荒而逃的狼狽時刻，共產黨每每都是靠了耍盡流氓來度過危機走向下一個猖狂，繼續愚弄人民。
當人們都能認識到共產黨的流氓本性，並不為其假象所矇蔽的時候，也就是終結中共及其流氓本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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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相比，中共統治中國的五十餘年不過是彈指之間的事。在沒有中共的日子裡，中國曾經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文明；趁著中國的內憂外患乘機坐大的中共，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劫難。這種劫難，不僅僅是使中國人付出了八千萬人的生命和無數家庭破碎的代價，付出了我們民族生存所依賴的生態資源，更為嚴重的是，我們民族的道德資源和優秀的文化傳統，已幾乎被破壞殆盡。
中國未來甚麼樣的？中國將向何處去？這樣沉重的問題複雜而又極難簡而言之。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如果沒有中華民族的道德重建，沒有重新清晰人與自然、天地的關係，以及，沒有人與人和諧共處的信仰和文化，中華民族，不可能有輝煌的明天。
中共幾十年的洗腦和鎮壓，已經把它的那些思維方式、善惡標準壓入了中國人生命的深層中，以至於我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並認同了它的歪理，並成為了它的一部份，由此向中共提供了其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
從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看清中共十惡俱全的本質，復甦我們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順過渡到非共產黨社會的必經之路，也是必要的第一步。
這條道路是否能夠走得平穩、和平，取決於每一個中國人發自內心的改變。雖然中共表面上擁有國家一切資源和暴力機器，但是如果我們每個人能夠相信真理的力量，堅守我們的道德，中共邪靈將失去存身之處，一切資源都將有可能瞬間回到正義的手中，那也就是我們民族重生的時刻。
沒有了中國共產黨，才能有新中國；沒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才會有希望；沒有了中國共產黨，正義善良的中國人民一定會重塑歷史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