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共產黨(4-6)

【九評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大紀元11月25日訊】前言 中國人非常重視「道」。古時暴虐的帝王被稱為「無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認的「道德」標準叫做「沒道理」，就連農民造反還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也就是說，「道」中產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來，共產幽靈的轟然入侵，形成了一股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無數的痛苦和悲劇，也將人類文明推到了毀滅的邊緣。其叛「道」的種種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從而成為一種反宇宙的極惡勢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與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變，循環有矩；地循天時，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國人的概念裡，天文、地理、曆法、醫學、文學、直至社會結構無不貫穿這一理念。 然而，共產黨宣揚「人定勝天」，「鬥爭哲學」，藐視天地自然。毛澤東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共產黨或許從中獲取了真實的歡樂，而人民卻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一．與人鬥，滅絕人性 （一）善惡顛倒泯滅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很多是與生俱來的。而對共產黨來說，人就是動物甚至機器，無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其眼中都是物質力量。 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了操縱人，逐漸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馬克思說：「物質力量必須用物質力量來打倒」，「理論一經掌握了群眾，就會化為物質力量」「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就是階級性」。他認為一切都沒有內在的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必須從外面灌輸。」列寧費盡心思也不能誘導工人從經濟鬥爭轉上奪權的政治鬥爭。他從而寄希望於獲諾貝爾獎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說它「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巨大意義」。托洛斯基更妄想條件反射不僅能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一樣一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一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黨獻身。 自古以來，人們認為通過努力、勞動會得到報償，通過勤勞使生活富裕讓人憧憬；而好吃懶做、不勞而獲則被視為惡劣。共產黨像瘟疫一樣傳入中國後，社會上的流氓懶漢，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分土地，搶財產，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為。 人都知道尊長愛幼好，目無師長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為大學和小學。十五歲前的小學教育，所學的內容就是灑掃、進退、應對的小節（就是衛生、舉止、言談等方面的教養）。之後的大學教育則側重在尊德性、道問學之類。而在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運動中，中共把這些道德規範從青少年的頭腦中徹底剔除。 古人云: 「一日為師，終生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老師被女學生們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家都認為乾淨好，髒不好。可中共宣傳「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這樣的人思想才是紅的，才可以上大學、入黨、陞官，做共產黨的紅色接班人。 人類的進步是知識進步，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卻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裡的水就馬上染病。一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柬共）在周恩來的慫恿下，更登峰造極的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有獨立思想的就需要進行改造，從精神上消滅到肉體上消滅。從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殺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為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跡而難逃厄運。 柬共在1975年勝利後，波爾布特開始建立超前的社會主義，就是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人類社會的天堂」。最後家庭也解體了，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一律強制勞動，一起吃大鍋飯，一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夫妻只能在獲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週相聚一次。 共產黨號稱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換地，其實是要徹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澤東說過：「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依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癒於舊宇宙耶！」 親情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通過不間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國共產黨把人變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兇殘。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統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比比皆是。 1960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學，一個女老師在給小學生聽寫生字時不慎把「社會主義 」和「垮臺」放在了一起。結果被學生揭發出來。之後她天天被批鬥，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兒跟她斷絕了母女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她女兒就在全班揭發她媽媽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以後幾年這位老師天天在學校打掃衛生刷廁所。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怕她呼喊口號，監獄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動刀切開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幾年對法輪功的鎮壓，中共採取的仍然是製造仇恨，鼓動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產黨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動、縱容和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來強化統治。一次一次的運動，有良心的人也畏懼於暴力陷於沉默。共產黨系統的把宇宙中普適的道德概念破壞殆盡，以圖徹底顛覆人類維持了千萬年的善惡廉恥。 （二）超越相生相剋的邪惡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白了，就是人世間存在著相生相剋。不但人分好壞，就一個人本身來說也是善惡同在的。 盜跖被認為是強盜的代表，但他卻對嘍囉說：「盜亦有道。」並解釋說當強盜也要「聖、勇、義、智、仁」。也就是說，即使為盜者也不能胡來，還是有規矩要守的。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說是充滿了投機和叛賣，沒有任何規矩的約束。比如強盜最講的就是「義」字，哪怕是分贓的地方都要叫「聚義分贓廳」。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間只要一面臨危機，就立刻相互揭發、落井下石，甚至栽贓誣陷、無中生有。 以彭德懷為例。毛澤東農民出身，當然知道一畝地種不出十三萬斤糧食，當然知道彭德懷說的都是真話，當然知道彭德懷並沒有想奪他的權力，更何況當年彭以兩萬部隊浴血苦戰胡宗南二十萬部隊，幾次救了毛澤東的命。然而彭德懷剛批評了毛兩句，毛馬上就把他親筆題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扔進廢紙簍，定要置彭於死地，可以說恩斷義絕。 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出賣國土，沒有勇力；與正信為敵，缺少智慧；搞群眾運動，非聖人治國之道。可以說，共產黨連「盜亦有道」的底線都放棄了，其邪惡已經完全超出宇宙間相生相剋的道理。共產黨徹底顛覆自然人性，目的是為了顛覆善惡標準，顛覆宇宙規律，其狂妄至極，自然難逃覆滅的結局。 二．與地鬥，違背自然，其禍無窮 （一）階級鬥爭延伸到自然 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金訓華上山下鄉赴黑龍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發，雙河兩岸一片汪洋。金訓華為搶救生產隊的兩根電線桿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訓華生前的日記： 七月四日 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那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 七月十九日 XX大隊階級敵人的氣焰還很囂張。知識青年到農村來，就是要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鬥爭，首先就是參加階級鬥爭。我們就應該依靠貧下中農，發動群眾，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我們知識青年應該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金訓華懷著戰天鬥地、改造人類的理想到農村，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腦袋中充滿了「鬥」的思維。他把「與人鬥」的思維貫徹到天地之間，最後終於喪失了生命。金訓華是鬥爭哲學的一個例子，同時無疑也是犧牲品。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實際上充分點明了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產黨認識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質，沒法解釋其來源的「規律」，認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客觀規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與人類。共產黨把俄、中這兩塊「試驗田」改造得一塌糊塗。 大躍進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寫照：「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共產黨來了！破壞了這個原本和諧的世界，破壞了自然平衡。 （二）破壞自然自食其果 中共推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國江河湖海。結果如何？中共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中共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1950年代，中共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 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 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二小時內六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二十餘萬。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政權對中華大地的肆意欺奪仍在繼續。長江大壩，南水北調，都是準備以萬億計的金錢，圖謀改變自然生態。而中小型「斗地」項目更是層出不窮。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彈在青藏高原炸開一條通道，以改變中國西部的自然環境，其對大地的蔑視和狂妄令天下人為之側目，卻也絕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們的先人以天為乾，尊之為天道；以地為坤，奉之為坤德。 周易像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其道順乎？承天而時行。 顯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靜、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載物，萬物資生。同時，提出了人類對乾道坤德之態度，即承天順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戰天斗地的姿態，對大地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搾取，逆天地而行，最後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規律的懲罰。 三．與天鬥，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認識無限的時空？ 愛因斯坦的兒子愛德華曾經問他：「爸爸，你為甚麼這麼有名呢？」愛因斯坦說：「你看到這個大皮球上有一只瞎眼的大甲蟲嗎？它並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線是彎曲的，但是愛因斯坦知道。」這句話實在意味深長，中國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認識一個系統就必須跳出系統之外去觀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觀察宇宙無窮的時空，人類將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類的永恆之謎。 科學無法逾越的障礙自然是形而上的，這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信仰」的範疇。 信仰這種人內心世界的活動，對於生命、時空、宇宙的體驗與思考完全不是一個政黨應該管理的範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共產黨卻憑著他們對宇宙和生命可憐又可笑的認識，把他們理論之外的一切都稱之為「迷信」，還要將有神論者洗腦，轉化，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 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是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數學原理》。書中詳述了力學原理，解釋了潮汐，行星的運動並推算了太陽系的運轉方式。獲得巨大成功與榮譽的牛頓自己卻一再表明他的書完全是一種現象性的描述，他絕不敢談論至高無上的上帝締造宇宙的真正意義。《數學原理》第二版出版時，牛頓曾在書中寫下這一段以表達他的信念：「這一盡善盡美的包括太陽、行星、慧星的大系統，惟有出於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個盲人對於顏色毫無概念一樣，我們對於上帝理解萬事萬物的方法簡直是一無所知。」 且不說是否有超越時空的天國世界，是否修煉人可以達到返本歸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惡有報，因果關係的原理。正統信仰能夠將人類道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從亞里斯多德到愛因斯坦，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麼除了科學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煉不也可能是發現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徑嗎？ （二）中共摧毀人類的正信 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對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共產主義的中心指導思想就是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由此，各國共產黨都鼓勵窮人，流氓無產者無須信神, 無須償還業力，無須安分守己，反而應該巧取豪奪，造反發家。 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共產黨則自己代表天意，所謂無法無天，絕無絲毫限制，結果製造了一個個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認為，宗教為麻痺人民的精神鴉片。他害怕人們相信神和上帝從而不信他的共產主義。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對門捷列耶夫參與研究「靈學」團體的批判。 恩格斯說過：「中世紀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前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說這話的同時，他已把自己與馬克思當成了審判台前的法官了。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甚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象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韃罰，或陰謀迫害。」 而傳統的正信，對共產黨人的這種企圖構成了天然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可以說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無數的寺廟被砸爛，僧人被遊街示眾，西藏90%的寺廟被破壞，中國至今有數萬的家庭基督教會成員被關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被中共關押30余年，1980年代末期才來到美國。他在90多歲臨終前立下遺囑：「等到共產黨不再統治中國時，將我的墳墓遷回中國上海。」一個人為信仰而被殘暴的邪惡勢力單獨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無數次逼迫他，只要同意歸中共的「三自愛國委員會」領導，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幾年，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的鎮壓，正是中共「戰天」的延續，也是中共力圖強售其奸的必然結果。 無神論的共產黨要領導和控制人們對神的信仰，「與天鬥，其樂無窮」，其可笑之程度，絕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萬一。 結語 共產主義實踐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徹底失敗了。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在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其違背宇宙規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勢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次次變換嘴臉，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過危機，但其最後的結局舉世瞭然。中共雖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麗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貪婪、兇狠、無恥、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鉗制人的思想，扼殺人類的道德倫理。它對人類的道德文明，對人類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極具禍害。 茫茫宇宙攜帶著無法抗拒的天意，或稱之為神的意志，或稱之為自然規律，或稱之為大自然的力量。人類唯有敬天意、順自然、尊重宇宙規律，關愛天下生靈，才可能有自己的未來。

【九評之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大紀元11月27日訊】前言
張付珍，女，約38歲，原山東省平度市現河公園職工。她於2000年11月份上北京為法輪功伸冤，後被綁架。知情人說，公安強行把張付珍扒光衣服、剃光頭髮、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綁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爾後，公安強行給她打了一種不知名的毒針。打完後，張付珍痛苦得就像瘋了一樣，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得掙扎著死去。整個過程「610」的大小官員都在場觀看。（明慧網2004年5月31日報導）
楊麗榮，女，34歲，河北省保定地區定州市北門街人，因修煉法輪功，家人經常被警察騷擾恐嚇。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離去後，作為計量局司機的丈夫怕丟掉工作，承受不住壓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楊麗榮就這樣淒慘的丟下十歲的兒子走了。隨後她丈夫立即報案，警察趕來現場，將體溫尚存的楊麗榮剖屍驗體，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內臟時還冒著熱氣，鮮血嘩嘩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說：「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來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網2004年9月22日報導）
黑龍江省萬家勞教所，一個懷孕約六到七個月的孕婦，雙手被強行綁在橫樑上，然後，墊腳的凳子被蹬開，整個身體被懸空。橫樑離地有三米高，粗繩子一頭在房樑的滑輪上，一頭在獄警手裡，手一拉，吊著的人就懸空，一鬆手人就急速下墜。這位孕婦就這樣在無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產。更殘忍的是，警察讓她的丈夫在旁邊看著他妻子受刑。（明慧網2004年11月15日對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採訪報導）
這些觸目驚心的慘案，發生在現代中國，發生在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身上，而且只是五年來持續迫害中無數慘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力圖在國際上塑造一個正面、開明的形象，然而近年來對法輪功的迫害之血腥與非理性，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手段之殘忍，再次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共真實的一面，成為中共最大的人權污點。在人們習慣於把責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質，誤認為中共在改良進步的時候，這場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徹底打破了人們的幻想。許多人在思考為甚麼這場血腥而又荒謬的迫害能夠在中國發生？為甚麼二十多年前剛剛對文革「撥亂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歷史的邪惡循環？為甚麼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弘傳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只有在中國遭到迫害？在這場迫害中，江澤民和中共到底是甚麼關係？
江澤民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他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後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發家史帶來相同的危機感
江澤民是在1926年應劫而生的。與中共一直向人民隱瞞其血腥的發家史一樣，江澤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蓋他自己的漢奸歷史。
江澤民17歲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如火如荼。在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前線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時候，江澤民卻選擇了汪精衛偽政府1942年在南京創辦的偽中央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據多方調查，其原因是江澤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佔領江蘇期間任侵華日軍反華宣傳機構的高官，是一個真正的漢奸。
在賣國當漢奸方面，江澤民與中共如出一轍，對中國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殺中國人民。
在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後，江澤民為混入中共謀求富貴，謊稱自己過繼給了早年加入中共，後來被土匪亂槍打死的叔父江上青，並利用這個關係，幾年時間，就從一個處級幹部升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望可知，江的陞遷並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馬屁和人際關係上的鑽營。在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對每年到上海過春節的李先念、陳雲等黨內大老極盡巴結之能事，曾為給李先念送一塊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在大雪地裡站立恭候數小時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澤民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折點，他依靠強力鎮壓敢言的《世界經濟導報》、軟禁人大委員長萬里和支持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中共總書記。早在屠城之前，江澤民就給鄧小平送上密信，要求採取「果斷措施」，否則「就會亡黨亡國」。十五年來，江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名，對一切異議人士和獨立信仰團體大肆鎮壓屠殺。
中俄雙方從1991年起勘分邊界，江澤民全面承認了沙皇俄國和前蘇聯對中國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璦琿條約》開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條約，出賣的中國領土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
縱觀江澤民的簡歷，他以漢奸長子冒充烈士遺孤，親身實踐共產黨的「騙」字訣；支持屠殺學生，鎮壓民運和信仰人士，親身實踐共產黨的「殺」字訣；中共曾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處處聽命於蘇聯，江澤民則無償獻上土地，親身實踐共產黨的「賣」字訣。
江澤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發家史，這注定了二者對權力都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澤民與中共同樣懼怕「真善忍」
國際共運的歷史是用上億人的血寫成的。每一個共產國家幾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肅反。濫殺無辜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陣營幾乎一夜之間丟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從這件事汲取的教訓是：停止鎮壓、廣開言路就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廣開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蓋？意識形態上的欺騙如何自圓其說？如果停止鎮壓，人民豈不是沒有了恐懼的威脅，而敢於選擇共產黨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產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何在？
中共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欺騙民眾一定要欺騙到死，鎮壓人民就一定要鎮壓到底，這就是「六四」後高喊「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江澤民在極度恐懼中得出的結論。
此時，中國卻出現了法輪功。雖然法輪功在一開始被許多人認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氣功，然而人們卻漸漸注意到法輪功的核心並不是其簡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導人們做一個好人。
（一）法輪功講「真善忍」，共產黨講「假惡鬥」
法輪功倡導「真」，這包括說真話、做真事。而中共卻一直依靠謊言洗腦。如果人人講真話，民眾就會知道中共原來是靠投靠蘇聯、殺人、綁架、逃跑、種鴉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建政之後又在歷次運動中欠下纍纍血債，這對中共來說簡直是末日臨頭。
法輪功倡導「善」，包括遇事考慮他人，與人為善。而共產黨一直提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共的模範英雄雷鋒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其實中共不但對敵如此，對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中共的開國元老、元帥，包括國家主席都受到過毫不留情的批鬥、毒打和酷刑。對於「階級敵人」的屠殺則更令人髮指。如果「善」在社會上佔據上風，那些以「惡」為基礎的暴政和群眾運動就無法出現。
《共產黨宣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代表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法輪功則倡導出現矛盾時反思自己的問題，這種世界觀無疑是向內自省的，與中共向外的鬥爭哲學截然對立。
鬥爭卻是共產黨獲得政權和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週期性地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讓自己不斷充電，「煥發革命鬥志」。這種暴力與謊言的再加強再熟悉過程，也是刷新人們恐懼，從而維持其統治的過程。
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共產黨的賴以生存的「哲學」與法輪功的教導是截然對立的。
（二）信仰使人無畏，而中共卻要靠恐懼維持政權
認識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無畏的。基督教曾經過將近三百年的迫害，無數的基督徒被羅馬皇帝砍頭、燒死、淹死，甚至直接餵獅子，但基督徒沒有屈服；歷史上佛教在經曆法難時，也都有類似的堅貞表現。
無神論宣傳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人相信沒有天國地獄、沒有善惡報應，從而放棄良心的束縛，轉而看重現實的榮華與享樂。此時對人性中的弱點才可操作，威逼、利誘才會充分發揮效力。而信仰者能夠看穿生死，看破紅塵，此時世俗的誘惑與生命的威脅變得輕如鴻毛，使共產黨失去控制人的著力點。
（三）法輪功在道德上的高標準使中共很難堪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尤其是1991年8月蘇共垮臺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內外交困的形勢使其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此時中共已經無法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而轉向了用全面腐敗來換取黨徒的忠心。換句話說，只要誰跟著黨，黨就允許他通過貪污等方式換取不入黨就得不到的好處。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從官倒橫行到房地產和股市的投機，從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黃賭毒蔓延。雖不能說「洪洞縣內無好人」，但民間對於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認為中高級幹部的腐敗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此時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展示出來的道德風貌打動了民眾尚存的內心善良，引來上億民眾的敬意，參與修煉，法輪功這面道德的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輪功的發展與管理方式讓中共十分嫉妒
法輪功的發展方式是人傳人，心傳心，採取的管理方式是來去自由，鬆散管理。這與中共的嚴密組織十分不同。儘管如此，中共每週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學習、組織生活卻形同虛設。黨員對黨意識形態的認同幾乎等於零，而法輪功修煉者則自覺實踐著「真善忍」。同時，法輪功對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煉人數快速增長，修煉者自覺自願地學習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並自費弘法。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黨說法輪功和中共「爭奪」群眾，是「宗教」 ，實際上法輪功帶給了人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國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傳統的根。法輪功之所以讓江澤民和共產黨如此害怕，是因為這種傳統的道德一旦和群眾溶為一體，則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其迅速擴大的趨勢。這種久遠傳承的價值觀被共產黨幾十年硬給切斷和篡改，重新拾回傳統本身就是歷史的選擇，一種廣大群眾經歷苦難後自己選擇的回歸，這種選擇的必然結果就是明辨是非，拋棄邪惡，當然也就是對共產黨的一套從根本上的否定和拋棄。這就等於點了中共的死穴。尤其當修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的時候，中共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嫉妒可想而知。
同時，中共對社會是一控到底的，農村是「村村都有黨支部」，城市中黨支部深入到街道辦事處，軍隊、政府和企業的最基層都有黨的組織。這種絕對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維持政權的重要手段，《憲法》中美其名曰「堅持黨的領導」。而法輪功的修煉者顯然更願意以」真善忍」為標準。在中共看來，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黨的領導」。
（五）共產黨認為法輪功信仰「有神論」危及其執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論信仰，對於共產黨一定是重大挑戰。因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就是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要建立「人間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間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同時「無神論」使得道德善惡可以被共產黨隨意解釋，因此也就根本無真正道德善惡可言，民眾只要記得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就行了。
然而有神論給了民眾一套不變的善惡標準，對法輪功修煉者來說，一件事情對不對是用「真善忍」來衡量。這對於中共一貫的「統一思想」顯然也成了障礙。
如果總結下去還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對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實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可以說出自於同樣的原因。
江澤民靠謊報簡歷起家，當然害怕「真」；以鎮壓民眾而飛黃騰達，當然不喜歡「善」；以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維持權力，當然不愛聽「忍」。
江澤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強，從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浙江省余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所寫。1992年9月，江澤民去參觀時看到喬石寫的題詞，臉就陰沉得很厲害。陪同人員很緊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喬石，另一方面江愛出風頭，走到哪裏題詞要擺到哪裏，連去「濟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和「鄭州市退休工程師協會」都要題詞。博物館領導不敢怠慢心胸狹窄的江澤民，於是在1993年5月，藉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毛澤東號稱「雄文四卷」，《鄧小平文選》裡也有一套「貓論」的實用主義思想，江澤民費盡腦子只想出來三句話，還要號稱「三講」。印成書後，經過中共組織系統層層推廣，強制訂購才銷出去，而黨員不但對江澤民沒有絲毫尊敬，反而到處流傳他與女歌星的緋聞，以及他在國外賣唱「我的太陽」，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等等糗事。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里飛去聽法。李洪志先生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不需要草稿，隨即把講課錄音直接抄錄到紙上就可出版成書，這都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澤民的生活極其荒淫腐化，花費9億給自己購置豪華專機，動輒拿出國庫裡上百億人民幣交給兒子做生意，利用裙帶關係把所有的親屬和親信提拔成部級以上的高官，庇護親信貪污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江顯然十分懼怕法輪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輪功講的天堂地獄、善惡報應是真的。
江澤民雖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但是由於缺乏政績和才能，時時擔心自己在中共殘酷的權力鬥爭中被趕下台，對其「核心」權威非常敏感。為了清除異已，江澤民耍陰謀詭計除去政敵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把異己趕下台，自己卻不顧有關規定，戀權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總書記江澤民等有次舉行中外記者會，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了她。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文革中張志新在中共監獄裡被輪姦和割喉，這在江澤民看來也都是「罪有應得」。由此可見江澤民的流氓變態和殘暴人格。
概括地說，江澤民的陰暗心理、獨裁權慾、殘暴人格和對「真善忍」的恐懼成為江澤民無端發起鎮壓法輪功的原因。這與共產黨組織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澤民和中共之間相互利用
雖然江澤民一心想要「消滅」法輪功來發洩私憤，不過，江澤民熱衷於賣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權術，其無能和不學無術廣為人知，對於扎根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煉功群眾，江澤民一個人幾乎無能為力。然而恰好中共這台暴政機器已經磨礪成熟，並且也要剷除法輪功，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於是因風吹火，輕輕按下了啟動鎮壓的按鍵。二者在鎮壓上的呼應共鳴，恰如登山者的吼聲造成雪崩效應一樣。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作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干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二十萬人，換來二十年的穩定。」這「換二十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二十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藉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作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於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舖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四．江澤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利用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和中共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媒體、公安、警察、武警、國安、司法系統、人大、外交、偽宗教團體等等為迫害法輪功服務。中共的軍隊、武警直接參加綁架、抓捕法輪功學員，媒體替江氏集團散佈謊言抹黑法輪功，國家安全系統為江澤民個人服務，提供、收集材料，製造謠言、提供假情報。人大和司法系統為江澤民和中共的犯罪行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矇騙各界人民，淪落為江澤民的工具和保護傘，公安、檢察、法院執法犯法，充當江澤民的打手。外交系統在國際上散佈謊言，用政治、經濟利益誘惑、收買一些外國政府、政要和媒體，對法輪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澤民在1999年部署鎮壓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煽動和加強了中共的鎮壓意志和氣焰。在整個鎮壓的的部署上，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實施了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由此展開了一場全面的鎮壓運動。
（一）動用媒體封鎖消息
「名譽上搞臭」的實施，是由中共絕對控制的媒體進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開始抓捕法輪功學員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體開始了舖天蓋地的反法輪功宣傳，以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為例，在1999年期間，中央電視台每天動用7個小時播出各種事先製作的節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講話開始，加上所謂自殺、他殺、有病拒醫死亡等案件，極盡能事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誣蔑和抹黑宣傳。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開場合表示「所謂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並以此誣蔑法輪功宣傳「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為移植到法輪功學員頭上，以欺騙世人。如京城瘋子傅怡彬殺人、浙江乞丐毒殺案等等神經病、殺人犯都栽贓到法輪功頭上，然後利用媒體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對法輪功產生無端仇恨，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尋找藉口和支持者。
中共絕對控制的兩千家報紙，一千多家雜誌，數百家地方電視台和電台，全部超負荷開動起來，全力進行誣蔑法輪功的宣傳。而這些宣傳，再通過官方的新華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體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蔑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三十餘萬篇次，毒害了無數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國駐外使領館也擺放大量所謂揭批法輪功的畫冊、光碟和單行本; 外交部網站上，專門開闢所謂揭批法輪功的專題欄目。
不僅如此，1999年底，江澤民更是赤膊上陣，在新西蘭舉行的亞太高峰會上，把中共製作的誣蔑法輪功的小冊子，人手一冊地發到與會的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手中，這種低劣手法在國際上讓人恥笑。在法國，江澤民又一次違反中國憲法，更直接通過外國媒體宣佈法輪功為「邪教」，以圖達到其「名譽上搞臭」的目標。
一時間黑雲壓城，大有文革再來的肅煞勢頭。
最為惡劣的，是在2001年1月導演了一場所謂的「自焚」鬧劇，並通過新華社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禍法輪功。這場鬧劇，後被包括服務於聯合國的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認定為虛假編造。在面對質詢的時候，一名參與製作電視節目的工作人員辯稱，中央電視台所播放的部份鏡頭，是「事後補拍」的，鎮壓者的流氓本性暴露無遺。人們不禁發出疑問，那些「視死如歸的法輪功弟子」，怎麼會和中共當局如此合作？
謊言是害怕陽光的。在造謠誣蔑的同時，中共全力封鎖消息，對所有有關法輪功的海外新聞，以及各種法輪功學員的合理辯解，都無情地予以封鎖滅殺。所有法輪功的書籍和其他資料，統統予以銷毀，所有試圖採訪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外國新聞媒體，一律採取極端應對措施，或把記者趕出中國，或者威脅海外媒體，以市場利益迫其自律收聲。
對試圖把法輪功真實情況以及當局殘酷鎮壓資料傳遞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中共當局也採取了極端和血腥的打壓手段。例如，遼寧省大石橋市南樓經濟開發區東江村60歲左右的婦女李艷華，2001年2月19日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被警察綁架，然後被活活打死，警察為掩蓋罪行，誣陷她是「癡迷法輪功而死」。僅清華大學，就有十多名教師和學生因傳遞法輪功資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慶大學女研究生、法輪功學員魏星艷被強姦一案被揭露後，有七名重慶法輪功學員被判重刑。
（二）罰款抄家剝奪生存權利
「經濟上搞垮」是由整個中共國家機器進行的。在被鎮壓的五年以來，數十萬中國法輪功弟子被施以恐嚇性罰款，少則數千元，多達幾萬元。這些罰款，沒有任何法律條款作為根據，由地方政府、單位組織和派出所、公安局隨意進行，被罰款人也不會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據。
抄家，既是一種經濟掠奪方式，又是一種恐嚇方式。堅持修煉法輪功的學員，隨時面對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現金和財物，在農村，有時候甚至連家中的存糧也不放過。同樣的，這些被抄走的財物沒有任何收據，大多由執行抄家任務的人中飽私囊。
同時，法輪功學員也面臨下崗失業的懲罰，農民則面對收回土地的威脅。中共甚至連已經退休的老人也不放過，許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發或少發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從事商業活動的法輪功學員，則被沒收財產，凍結銀行存款。
在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中共採取了連坐的政策，凡是單位企業有法輪功學員，單位領導人和職工被迫停發獎金，停止晉升，以在社會上製造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而法輪功學員的家屬，也被面臨下崗失業、小孩失學、住房收回等等威脅。所有這些，目的都是為了截斷所有法輪功學員的經濟來源，以迫使其放棄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殺戮
最血腥的「肉體上消滅」則基本上由公檢法系統執行。據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以來的5年多時間中，通過民間途徑傳出、並且得到證實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佈在全中國三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發地區依次為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紀最小的亡者只有10個月（山東省煙台棲霞寺口鎮南橫溝村法輪功學員王麗萱的兒子孟昊），年紀最大的82歲（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青山鄉二村法輪功學員楊永壽），婦女約占51.3%，50歲以上的老人約占38.8%。有中共官員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實際上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而施加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各種酷刑，更是多不勝數，毆打、鞭打、電刑、冷凍、捆綁、長時間鐐銬、火燒、烙燙、吊刑、長時間站、跪、竹籤和鐵絲穿扎、性虐待、強姦等等等等。2000年10月，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看守人員將18名女學員衣服剝光後把她們投入男犯監牢……。所有這一切，斑斑在冊，罄竹難書。
濫用「精神病治療」也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眾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進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有的全身癱瘓或局部癱瘓；有的雙目失明，兩耳失聰；有的身體肌肉、器官腐爛；有的部份或全部喪失記憶，成為呆癡；有的導致內臟功能嚴重損害；有的被迫害致瘋；有的由於藥物發作很快死亡。
調查結果顯示，用「精神病治療」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遍佈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有上百所省、市、縣、區的精神病院參與了迫害。從案例的數量及分佈範圍看，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關進精神病院、戒毒所，許多人被強迫注射或灌食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並遭受長時間捆綁、電擊等酷刑，至少15人被這樣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體制的610辦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毫無根據地誣蔑法輪功，把法輪功定性為一場「政治鬥爭」，把法輪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敵人，刺激中共的鬥爭神經，並下令成立了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因為成立於6月10日，對外稱為「610辦公室」。隨後，這個「610辦公室」從上到下遍及全國各級政府，具體負責打擊法輪功的所有事務，中共黨委領導下的政法委，媒體、以及政府機關的公檢法部門和國安等都是其打手。「610辦公室」名義上在國務院掛牌，實際上是一個在國家和政府體制之外的黨務組織，不受任何法律條文以及國家政策規定的限制，是一個超越國家法律體系和政府體制的，擁有極大調度國家資源的超權力機構，類似於法西斯德國的蓋世太保，作惡多端。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之後，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一切都從共產黨的嚴密組織上，配合了江澤民邪惡計劃的實施。
有眾多的案例證明，凡是和法輪功有關的案件，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都無權自主處理，必須聽命於這個「610辦公室」。許多被捕、被關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在向公檢法體系查詢投訴的時候，都被告知需要「610辦公室」來決定。
而這個「610辦公室」的存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其在向中共所有體制內機構下達命令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沒有書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頭傳達，而且規定所有聽傳達者不許錄音、不許錄像甚至不許文字記錄。
這種臨時專政機構，正是中共歷來無法無天的慣用伎倆。在中共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中，都是以這種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臨時機構領導，如中央文革小組，來把共產黨的暴政推向全國。
中共在長期暴政和高壓統治過程中，用暴力、謊言和封鎖資訊練就了世界上最強大、最邪惡的國家恐怖主義，使其殘暴和謊言欺騙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規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絕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了系統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殺人的方法和經驗，殘酷、狡猾與奸詐。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脅和騷擾，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這正是中共以媒體欺騙、政治壓力、株連、威脅等等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扭曲人性、煽動仇恨的惡果。
（五）利用軍隊和國庫財政力量
中共對國家軍隊的控制使其在鎮壓人民時敢於肆無忌彈、為所慾為。這次對法輪功的鎮壓中，江澤民不但動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間，當全國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要上訪北京，為法輪功申訴冤情時，江澤民直接動用了軍隊武裝，在北京市內一些地方佈置了士兵，除此之外，還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佈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配合警察攔截和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江澤民直接調動中共的武裝力量為血腥迫害掃平了道路。
中共對國家財政的控制，成為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經濟後盾。遼寧省司法廳高級官員曾經在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大會上承認：「對付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超過了一場戰爭的經費。」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中共究竟動用了多少國家經濟資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來迫害法輪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難看出會是天文數字。2001年，來自中共公安內部的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抓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一年的支出達6億2千萬到9億1千萬。全國範圍內，從城市到邊遠的農村，從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級「610辦公室」人員，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估計至少僱傭了數百萬人，這筆工資花費可達每年上千億元人民幣。不僅如此，江澤民花費巨額經費擴建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和建立洗腦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江澤民還用金錢刺激和鼓勵更大批的人參與迫害法輪功，很多地區，每抓到法輪功學員獎勵數千乃至上萬元。而在對法輪功的迫害邪惡至極的遼寧馬三家勞教所，中共一次性獎勵所長蘇某5萬元人民幣，副所長邵某3萬元人民幣。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他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運動機制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長久歷練出來的殘暴機制，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
江澤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一己和一黨之私而反對真善忍，是這場罪惡與荒謬能夠發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澤民從內部打倒了中共
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共產黨固有的邪惡，在中國搞了這場針對修煉「真善忍」的民眾的血腥迫害，對社會上這股向善的、對國家社會最有益無害的力量發起征討。這場迫害不僅把國家和人民拖入一場罪惡和災難，也最後從根本上打倒了共產黨自己。
江澤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
江澤民集團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來來打擊法輪功，鎮壓好人，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負擔，給金融系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中共根本無法持久進行這場注定失敗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眾的存款、發行國債（國庫券）和誘惑海外投資來維持。
中共和江澤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殘暴、欺詐等各種手段，將中共的邪惡經驗之大全，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全盤托出。
中共和江澤民動用了一切宣傳工具來造謠詆譭法輪功，為鎮壓和迫害製造藉口。然而紙包不住火，當謊言最後被揭露出來，當這一切邪惡因為迫害的失敗而曝光、而廣為人知時，其造謠宣傳的工具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中共就徹底失去了信譽，失去了民心。
江澤民在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初，曾打算「三個月」解決法輪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輪功的力量，低估了傳統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壓正，邪惡是不能從人們的心中「剷除」善良的。五年多過去了，法輪功仍然是法輪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江澤民和中共卻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大敗，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殘酷和邪惡本性暴露無遺。江澤民現在聲名狼藉，內外交困，正在面臨眾多的法律起訴和要求清理、法辦與繩之以法的呼聲。
中共本想利用這次鎮壓來鞏固其暴政，結果不僅沒有能夠「充電」，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洩盡。現在中共已經壞得不可救藥，就像一顆爛透了的枯樹，無需風吹草動，自己就會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產黨的企圖到頭來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將毀了自己的前程。
結語
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江澤民充分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整人手段、運動機制而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中國共產黨，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與正義和善良為敵，以鎮壓為手段，以迫害為能事，以一黨統天下的思想控制為其統治基礎；共產黨出於其本性，懼怕真善忍，仇視法輪功，其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澤民和中共在打擊「真善忍」時，使假、惡、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氾濫，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陷，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與江澤民之間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把二者的命運也綁在了一起。法輪功正在起訴江澤民，當江澤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中共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
對修煉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無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澤民和中共的惡行，也將給人類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訓。

【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大紀元11月29日訊】前言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正如今天人們不會將中南美洲的土著等同於古老的瑪雅民族一樣。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嚐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更為豐富了中華文化。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破壞和打擊，我們的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容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一直流傳下來。「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慾，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為人處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秀特點。老百姓供奉的牌位「天地君親師」，反映出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文化內涵在民間根深蒂固。我們的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煉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佔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一、共產黨為甚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
中國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黃帝開創的，因此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實際上黃帝也是中國道家思想（「黃老之學」）的創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記述天地、陰陽、宇宙、社會和人生規律的《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其中的預測學連現代科學也難望其項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對知識份子的影響潛移默化。
儒家思想是傳統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佔了極重的份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所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則是傳統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與道家思想淵源甚深的中醫、氣功、風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等等思想與儒家倫理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儒、釋、道三種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以四大名著為例，《西遊記》本身就是神話；《紅樓夢》開篇是大荒山無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靈寶玉的對話，這段神話是貫穿《紅樓夢》的線索；《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這段神話是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歷；《三國演義》開始講天災示警，以「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觀結尾。餘者如《東周列國誌》或《說岳全傳》也都以類似的故事開頭。
這絕不是小說家們在創作時的巧合，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們的文化作品對於後人存在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中國人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關羽這個「義薄雲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約三事」、「白馬之圍」、「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最後敗走麥城，「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等故事。談起「忠」的時候會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報國，從「十二道金牌」到「風波亭」的故事。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慾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二）、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的對立
共產黨的「哲學」可以說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正好相反。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迴、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說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桿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礙中共的獨裁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民族文化的存在無疑是中共「無法無天」的巨大障礙。
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有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後，原宋朝皇帝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不肯，因為儒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都是獨裁的中共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個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還有「天」、「道」、「神」等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約束它；它們知道用傳統文化的標準去衡量中共的所作所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惡極的，只要傳統文化還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稱頌它「偉大光榮正確」；知識份子就會保留「文死諫」、「捨生取義」、「君輕民貴」等價值標準，而不會變成它的應聲蟲兒；全民就無法「統一思想」。
傳統文化中對於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換地」、「戰天斗地」的障礙；傳統文化中「人命關天」式的對生命的珍視，是中共搞「群體滅絕」恐怖統治的障礙；傳統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惡的最終標準，這等於剝奪中共對於道德的解釋權。因此中共認為傳統文化是它維持政權的巨大障礙。
（四）、傳統文化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傳統文化中包含「有神論」和「天命論」。承認「天命」就得證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運」；承認「有神論」，就得承認「君權神授」。而中共的執政理論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共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宣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而通往「人間天堂」之路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領導。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二、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替代人性，用「假、惡、斗」的黨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看得見的文物古蹟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了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後面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 ，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
（一）、三教齊滅
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都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
唯有中共，三教齊滅。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1]
而從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這一場「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八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遠至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蹟，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蹟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1]
（二）、特殊的滅法方式
列寧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中共作為一群馬列子孫，對這句話自然心領神會。
釋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他涅槃之後，將有魔王轉生成和尚、尼姑與男女居士壞亂佛法。我們當然無從考證釋迦佛具體所指，然而中共對佛教的破壞確實是從「統戰」一些出家人開始的。甚至派出地下黨員，直接打入宗教內部進行破壞。文革的一次批判會上，就有人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樸初，「你是共產黨員，為甚麼信佛教？」
釋迦佛通過「戒定慧」而修成無上正等正覺，因此在涅槃前，他諄諄教誨弟子要「護持禁戒。勿得虧犯。」並警告說「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風。1952年，大陸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時，中共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規戒律應該廢除，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張「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當時與會的虛雲法師看到佛教將因此面臨消亡的危險而挺身抗辯，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飾。正是這位虛雲法師曾被誣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內，絕其飲食，大小便均不許外出，還被勒令交出黃金、白銀和槍械。虛雲在回答「無有」後，慘遭毒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當時虛雲已經112歲了。軍警將他從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來，看見虛雲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與1957年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在其發起書中都明確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際上就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兩教都表示要積極參加生產建設，貫徹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為了一個世俗化的組織。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卻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的帽子，在「純淨佛道教隊伍」的革命口號下被監禁、勞改、乃至處死。即使如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無法倖免，「根據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書統計，僅以書面透露的資料顯示，大陸神職人員被冠上『地主』、 『惡霸』罪名而殺害的，竟達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三萬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殺害的，達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兩萬四千八百人。」[2]
宗教無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門，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國」。釋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為尋求清淨寂滅的解脫放棄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穌成道前，撒旦帶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並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卻不受誘惑。然而被中共統戰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師卻編出了「人間佛教」、「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謊話，和「此岸與彼岸並不矛盾」的說詞。鼓勵出家人追求現世的幸福與榮華富貴，改變宗教的教義和內涵。
佛教戒殺，中共「鎮反」時殺人如麻，政治和尚於是編造出「殺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說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間，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線殺人。
再以基督教為例，吳耀宗在1950年搞了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號稱要脫離和「帝國主義」的聯繫，並積極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關進監獄二十多年，受盡毒打欺凌。這位朋友問吳耀宗，「你怎麼看待耶穌所行的神跡呢？」吳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揚棄了。」
不承認耶穌的神跡，就是不承認耶穌的天國。連耶穌的天國都不承認，還能算做基督徒嗎？但是吳耀宗卻作為三自教會的創始人成了政協常委。當他步入人民大會堂時，一定已經完全忘記了耶穌的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中共「沒收廟產、強迫僧尼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強化洗腦，更強迫僧尼參與勞動。例如，浙江寧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場』，裡面曾有二萬五千多名僧尼被搾取勞力。更荒繆的是，中共鼓勵僧尼結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節前，湖南長沙婦聯會，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須在幾天之內決定結婚！此外，年輕力壯的男僧人被強迫參軍，送到戰場上當炮灰！」 [2]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三）、破壞文物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 [1]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現代的中國人如果對歷史還稍有記憶的話，吟唱孟浩然的這首詩時恐怕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但中共卻以「革命」的名義毀得理直氣壯。當我們歎息於英法聯軍焚燬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歎息於那毀於侵略者兵火的傳世巨著《永樂大典》，我們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毀壞要比入侵者更廣泛、更持久、更徹底呢？
（四）、精神層面的摧毀
中共除了要在物質層面毀滅宗教和文化之外，還盡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毀人們對於信仰和文化的認同。
舉例來說，中共認為回民風俗屬於「四舊」，於是強迫回民吃豬肉，並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規定每戶每年要上交兩頭。紅衛兵甚至強迫藏傳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吃大便，命令哈爾濱最大的近代寺廟極樂寺三位僧人舉著一張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甚麼佛經 盡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然而在毛家灣搜出的孔子語錄，卻在全國燃起了狂熱的批判孔子的運動。「梁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醜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
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被破壞殆盡。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譭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份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乾淨處，就是身體也不乾淨，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鎮反、肅反，以及黨領導一切、黨作為外行卻對其完全不懂的科學、哲學、文化藝術領域指手劃腳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裏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起來。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於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刮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 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七）、偷梁換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這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這一方面因為中共無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黨文化」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中共用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復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簷的建築，都僅僅在恢復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
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它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三、黨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的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文化之「邪」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偷梁換柱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幾十年生存危機的掙扎中，不斷充實發展和「發揚光大」其「假惡鬥」的特徵。
黨文化的性質是專制與獨裁，為其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服務，它從四個方面構成了黨恐懼專制的「人文」環境。
（一）、統治方面
1、封閉文化
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一個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統的崩潰。舉例來說，「六四」時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這就等於挑戰一黨獨裁，因此寧可殺人也不能行這個方便。現在封鎖國際互聯網，也是讓人民無法訪問中共不讓看的內容。
2、恐怖文化
共產黨五十五年來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高懸的鞭子，高舉的屠刀，不知何時降臨的災難，「規範」了人的行為方式。人們在恐懼中，乖乖的當起了順民。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
3、网絡控制文化
戶口戶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員會制度，各級党委結构，「支部建在連隊上」, 「村村有支部」，過党、團組織生活; 「守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訪」，「堅決落實包保責任和責任追究制，嚴密防控，嚴肅紀律，确保24小時防范管理不失控」，「610辦公室將組織督辦組，不定期對各地，各單位檢查督辦」。計划生育委員會。
4、株連文化
「地、富、反、坏、右」家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要求的「大義滅親」。人事、組織檔案制度。「外調制度」，「檢舉揭發」，「立功受獎」，「對因領導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導致法輪功人員進京滋事的，對主要領導實行追究責任，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體一哄而上，集體幫腔。必要時搬出各級黨、政、軍、工、青、婦領導表態支持，人人過關。
2、鼓吹暴力文化
「八億人，不鬥行嗎？」，「打死白打死」，「超限戰」，「原子彈是紙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我們的家園」。
3、煽動仇恨文化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成為根本國策，對階級敵人的殘忍被視為美德，宣傳「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強嚥下，仇恨入心要發芽。」
4、謊言文化
「畝產過萬斤」，「『六四』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我們已經控制了薩斯」，「當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三個代表」。
5、洗腦文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党，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宁主義」。「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6、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我把黨來比母親」，「用生命保衛黨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戰無不勝」的黨等等。
7、走過場的文化
一個接一個地樹榜樣，抓典型，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教育」，結果運動一過大家該幹甚麼還幹甚麼，所有的報告會、讀書會、心得交流都成了「認認真真的過場」，社會道德繼續大步倒退。
（三）、人際關係方面
1、嫉妒文化
宣傳「絕對平均主義」，「出頭的椽子先爛」，嫉妒有能力和有錢的人。「紅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
（四）、潛移默化規範人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方面
1、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
要民眾做「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打向哪兒」。「毛主席的戰士最听党的話，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艱苦哪安家。」
2、顛倒是非的文化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開槍殺人是為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己所不慾，要施於人」。
3、自我洗腦絕對服從文化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狠鬥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命令，統一指揮」。
4、坐穩奴才位置的文化
「沒有共產党了，中國就會亂」，「這么大個中國，除了共產党，誰能領導得了」，「中國一垮，是世界的災難，所以要幫助共產党維護其領導」。共產党滲透進其他長期受壓的團體人經常看到，他們出于害怕和自我保護，時常表現得比共產党還要左。
凡此种种，還有很多。每個讀者都可能從你親身經歷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對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記憶猶新，對《白毛女》、《地道戰》、《地雷戰》的對白耳熟能詳，實際上中共就是通過這些文藝形式對人進行洗腦，把中共多麼「英明偉大」，對敵鬥爭多麼「艱苦卓絕」，黨的戰士對黨多麼「赤膽忠心」，可以為黨犧牲一切，而敵人是多麼愚蠢狠毒等等強行灌輸到人的腦子裡，把共產黨所需要的價值觀通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強加給每一個人。今日回頭去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整個主題和表現方式都是「殺，殺，殺」。
同時中共還創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謾罵式的大批判語言、肉麻的歌功頌德語言、空洞無物的官樣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說話就不自覺地墮入「階級鬥爭」和「歌頌黨」的思維模式中去，用話語霸權代替心平氣和的說理。它對宗教詞彙的濫用，更是在扭曲詞彙的內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黨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傳統價值觀的進行濫用。比如傳統文化中講「信」，共產黨也講，但是它講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傳統文化中講「孝」，共產黨可以把不贍養父母的人抓到監獄裡去，但卻是因為兒女不贍養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負擔」，而且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兒女還要和父母劃清界限；傳統文化講「忠」，但「君輕民貴，社稷為重」，共產黨講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詞彙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國共內戰時期稱為「解放戰爭」，好像是把人民從壓迫中「解放」了出來；把1949年以後稱為「建國以後」，而實際上在中共之前中國早已存在，中共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而已；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然而人們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這些詞彙時，卻會不知不覺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輸給人的概念。
傳統文化中把音樂作為節制人慾的方式。《史記》的《樂書》上說人的天性是好靜的，感知外物以後就會影響人的情感，並按照自己的心智產生好惡之情，如果不加以節制的話，人就會被無窮無盡的外部誘惑和內心好惡同化而做出許多壞事，所以先王制做禮樂來節制人。歌曲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感情，又對感情有所節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美好的東西卻被共產黨拿去作為給人洗腦的手段，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歌曲從幼兒園開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學，在哼唱的過程中，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詞中所表達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最好聽的民歌直接盜用其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歌詞，既破壞傳統文化又為黨服務。
被中共奉為經典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和軍事稱為「文武兩個戰線」，並稱只有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規定「文藝服從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完全背道而馳。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許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國的現行制度。實際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文化基礎上的，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選擇。中共這樣專制、非人的「黨文化」怎麼可能作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呢？
結語
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處於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壞過程也是建立「黨文化」的過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顛覆著良知理念，使人們背離民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徹底摧毀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實亡之時，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民族文化的破壞還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物質傷害。
傳統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共產黨號召「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中國現在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黨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僅以水資源為例，中國人拋棄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對自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污染，目前中國五萬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魚類無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幾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現在仍然在繼續惡化。淮河上甚至出現這樣的「奇觀」：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點火星落入水面，立刻竄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圍的十幾棵柳樹被燒燬，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生各種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鹽鹼化，工業發達地區的污染，都與人心中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有關。
傳統文化敬畏生命，中共號召「造反有理」、「與人斗其樂無窮」，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整死、餓死幾千萬人，由此帶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了假貨、毒貨的流行。以安徽阜陽為例，許多本來健康的孩子在餵養期間開始出現四肢短小，身體瘦弱，尤其是腦部顯得偏大，並有8名嬰兒因為這種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為賺錢而販賣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餵螃蟹、蛇、烏龜，用工業酒精兌假酒，用工業油拋光大米，用工業用增白劑漂白麵粉，河南省一個縣有八年的時間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質生產有毒的「食用油」，月產上千噸……這些有毒食品絕不是局限在一時一地，而是遍佈全國的普遍現象。這與文化破壞後，人心失去道德約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質享樂息息相關。
與「黨文化」絕對的壟斷和排他性不同的是，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時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與道家、儒家思想和諧共處，真正的傳統文化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們的騰飛已經明證傳統文化並非科學與發展的阻礙。
同時，真正的傳統文化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陶淵明窮困但並不潦倒，依然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逸致。
實際上如何發展生產，採用甚麼樣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文化要回答的問題，它只是在道德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約束作用。真正的傳統文化回歸應該是恢復人對天、地、自然的謙卑，對生命的珍視和對神的敬畏，讓人與天地和諧共處，頤養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