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

九評之一】評共產黨是什麼
【大紀元11月19日訊】前言
五千年來，中華民族在黃河與長江所哺育的這塊土地上滋長生息，歷經了數十個朝代，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其間有起有落、有興有衰，波瀾壯闊、扣人心弦。
1840年，被史界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從中古世紀走向現代化的起點。從那時候起，中華文明大概經歷了四波的挑戰和回應。前三波挑戰，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聯軍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和1906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的戰爭為衝擊兆因所形成的挑戰，而中國對之的相應回應，則是器物引進（即洋務運動），制度改良(即戊戌變法和大清立憲)，以及後來的辛亥革命。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利益未被列強考慮，當時的許多中國人認定，前三波的回應全都失敗了，因此出現了五四運動，從而開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後一個層面的回應，文化層面的全盤西化，隨後更開始了極端革命，即為共產主義運動。
本文所關注的，是中國最後一波回應的結果，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分析一下在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時間，付出了近億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幾乎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文明之後，中國所選擇的，或者說是中國所被強加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一。 以暴力恐怖奪取和維持政權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共產黨宣言在最後是這樣結尾的。暴力，是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手段，也是唯一的手段，這是這個黨產生之日起便被決定的第一個遺傳基因。
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事實上是馬克思死後多年才產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蘇俄共產黨（布）正式誕生。這個共產黨是在對「階級敵人」實行暴力中產生的，同時在對自己人（即叛徒）的暴力中維持存在。蘇聯共產黨在內部整肅中，屠殺了兩千多萬間諜、叛徒和異己分子。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就是蘇聯共產黨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自然繼承了這種暴力傳統。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其禍之烈，可見一斑。
如果說，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暴力無可避免，那麼世界上從來沒有象共產黨這樣的在和平時期仍然酷愛暴力的政權。1949年之後，中共暴力殘害的中國人，數目竟然超過前後二十年的戰爭時期。
在這方面達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中國共產黨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紅色高棉，其奪取政權後居然屠殺了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該國的大多數華裔和華僑。並且，中共至今阻攔國際社會對紅色高棉的公開審判，其目的，當然是為了繼續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惡劣角色。
必須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殘暴的割據武裝和殘暴政權，也都和中國共產黨有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之外，印尼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
而世界上以毛主義為宗旨的共產黨，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軍，其殘暴行徑同樣為世人所知所唾棄。
共產主義理論來源之一是進化論。共產黨把物種競爭，推演到社會進化中的階級鬥爭，認為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唯一動力。因此，鬥爭成為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及維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澤東的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正是這種生存邏輯的表白。
和這個表白同樣聞名的，是毛澤東的另一句話：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來一次」。重複使用暴力，是共產黨政權維持統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製造恐懼。每一次鬥爭運動，都是共產黨的一次恐懼訓練，讓人民內心顫抖著屈服，以至成為恐懼的奴隸。
今天，恐怖主義變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號敵人。但共產黨的暴力恐怖主義以國家為載體，規模更為巨大，持續時間更為長久，成效也更為卓著。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能忘記，共產黨的這一遺傳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對共產黨未來走向起決定性的作用。
二。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
衡量人類文明程度的其中一個標誌，是暴力在制度中所發揮作用的比例。共產政權社會，顯然是人類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產黨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為是進步。這些人認為，暴力的使用，是這種社會進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過程。
這不能不說是共產黨對謊言欺騙運用得舉世無雙的結果。因此，欺騙和謊言，是共產黨的另一遺傳基因。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1947年7月4日發表的社論，僅僅三年之後，中共便派兵在北韓和美國兵戎相見，並把美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每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看到這篇五十多年前的中共社論，都會感到無比的驚訝，以至於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類似文章的有關書籍。
中共建政後，肅反、公私合營、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每次都採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五七年中共號召知識分子給中共提意見，然後按圖索驥捉拿「右派」，當被人指為陰謀的時候，毛澤東公開表示：那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謊言和欺騙，在這些奪權和保權過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歷史。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長也最完整的國家，蓋中國人要依據歷史來判斷現實，甚至從中達致個人精神的昇華。因此，隱瞞和篡改歷史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統治手段。從早至春秋戰國，晚至文革歷史全面加以隱瞞、篡改和改述，五十多年來從未間斷，並且對所有還歷史本來面目的試圖，都無情地予以封鎖和滅殺。
當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蓋修飾的時候，欺騙和謊言便登場了。謊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潤滑劑。
應該承認，這並不是共產黨的發明創造，只不過共產黨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徑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國共產黨承諾給農民土地、承諾給工人工廠、承諾給知識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諾和平，如今無一兌現。一代被騙的中國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國人繼續對中共謊言著迷，這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三。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的時候，其中一位候選人說，人可以經常改變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但不能總是轉變他看問題的原則，否則這個人便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這句話深具啟發性。
共產黨正是一個典型。以中國共產黨為例，建黨八十年來的十六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竟對其黨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奪取政權之後的五十年，對中國憲法大改了五次。
共產黨的理想是社會公平，其極至是實現共產主義。但今天，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而黨國大員在八億赤貧人口的基礎上，成為了腰纏萬貫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從最早的馬列主義，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鄧理論，最後又有三代表。其中，馬列毛的主義和思想，和鄧理論及江代表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馳以至相差萬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擺在同一張神台上加以膜拜，實在是古今一大奇觀。
共產黨從沒有祖國，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剝奪所有私有財產，打倒一切剝削階級，到今天的吸引資本家入黨，其基本原則南轅北轍自不必說。在其發跡和維持政權歷史上，昨天堅持的原則今天放棄，而明天又再改變的事情比比皆是。但無論如何改變，共產黨的目標明確，那就是奪取和維持政權，以及享受社會權力的絕對壟斷。
中共歷史上的所謂十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說穿了，無非是改變其立場和原則時候的內部傾軋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每次立場和原則發生改變，都是因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無法迴避的危機而引起。國共合作，親美外交，改革開放，推動民族主義，無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協都是為了對權力的奪取或者穩固。每一次的鎮壓--平反的週期循環，也莫不由此而發生。
西諺有曰：真理需要堅持，而謊言永遠變化。智哉斯言！
四。以黨性取代和消滅人性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列寧式的政黨。在中共建黨開始，便確立了建黨的三大路線，即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若以通俗的語言來描述這三大路線，思想路線是共產黨的哲學基礎，政治路線即確立目標，然後以嚴厲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共產黨員以及共產社會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這是所謂組織路線的全部內容。
在中國，人們瞭解共產黨員普遍的雙重人格特徵。在私下場合，共產黨員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樂，也有普通世人的優點和缺點，他們或許是父親，或許是丈夫，或許是好朋友，但凌駕在這些人性之上的，則是共產黨最為強調的黨性。而黨性，按照共產黨的要求，永遠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當成相對的，可變的，而黨性則是絕對的，不可被懷疑和挑戰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人父子相殘，夫妻互鬥，母女告發和師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黨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級幹部的家人被劃為階級敵人被鎮壓，中共幹部無法相救的事例更多，同樣是黨性的作用。
這種黨性，是共產黨組織長期訓練的結果。這種訓練，是從幼兒園開始的。在幼兒教育中，所給出的標準答案雖然不合常識和兒童人性，但卻是獲得成績的標準。中小學乃至大學的政治教育中，學生學到的，是必須遵從黨所給出的標準答案，否則無法合格和畢業。
一個黨員，無論他在私下對你表達了怎樣的意見，但一旦作為黨員表態時，必然要和「組織」保持一致。這個組織由下至上，最後統一到這個龐大集團金字塔的最高一點，這是共產黨政權的最重要的結構特徵，絕對服從。
在今天，中共已經完全蛻變成為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團，或已不再有共產主義的追求目標，但組織原則沒有變化，絕對服從的黨性要求沒有發生變化。這個黨，以凌駕所有人類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認為可能危害到黨的組織或者領導人，都會立即被加以清除，無論這個人是普通百姓還是中共的高級領導人。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靈
天地萬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過程。
和共產黨政權不同，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分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中國古代社會，實際上是一個二元的結構，農村以宗族為中心自發組織，城鎮以行會為中心自發組織；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機構，只管理縣級以上的政府事務。
現代除共產黨以外的最嚴酷的極權社會如納粹德國，仍然保持了私有產權和私有財產。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份被徹底消除，取而代之的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
如果說前一種社會形態是一種由下至上的，自然發生成長的社會狀態，那麼共產黨政權則是一種反自然的社會狀態。
在共產黨那裡，沒有普遍的人性標準，善良和貪惡、法律和原則變成隨意移動的標準。不能殺人，但黨認定的敵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階級敵人父母除外；仁義禮智信，但黨不想或不願意的時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徹底顛覆，所以共產黨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會，大多承認人性善惡同在的現實，然後以固定的契約來達致社會平衡。共產社會不承認人性，既不承認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認人性的貪惡。剷除這些善惡觀念，按照馬克思的話說，是徹底顛覆舊世界的上層建築。
共產黨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萬物，「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戰天鬥地，殘民以逞。
中國人講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說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個連續的宇宙狀態。
共產黨也是一種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種反宇宙的邪惡生靈。
六。邪靈附體的特徵
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期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他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象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所以，中國農民才會如此貧窮辛苦，因為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所以，中國的工人才會如此大規模下崗，因為那些無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來就一直在吸取企業的資金。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才會發現自由是如此的困難，因為除了主管的行政機構外，還有那個無所不在卻又無所事事而專門監視著他們的影子。
附體，需要絕對控制被附體者的精神以獲得維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現代政治學一般認為，社會權力有三個來源，即暴力、財富和知識。共產黨以壟斷和肆意使用暴力，剝奪人民財產，以及最重要的，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剝奪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來達到其絕對控制社會權力的目標。以此而論，中共這一附體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可以說是古中今外無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擺脫中共附體
馬克思在共產黨的第一份綱領文件《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宣佈：1848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一百年後，共產主義已經不僅僅是幽靈，而是真正具有了具體的物質實相。這個幽靈，在上個世紀的一百年中，像傳染病般在全世界氾濫展開，屠殺了數以千萬人的性命，剝奪了億萬人的個人財產甚至他們原本自由的精神和靈魂。
共產黨的初始原則，是剝奪所有的私有財產，進而消滅所有「剝削階級」。屬於個人的私有財產，是民眾所有社會權利的基礎，很多時候，也是民族文化載體的重要部分。被剝奪了私有財產的人民，也必然被剝奪精神和意志的自由，進而最後喪失爭取社會和政治權利的自由。
中國共產黨因為自身生存危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經濟改革，把人民財產權利部分歸還，也把共產黨政權這個龐大而精密的控制機器，捅破了最初的一個窟窿，這個窟窿，到今天越來越大，發展成為全體共產黨官員發瘋般為自己聚斂財富。
這個以暴力和謊言，不斷變換自己外表形象的附體邪靈，近年來敗象盡顯，已經到了驚弓之鳥、風聲鶴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瘋狂聚斂財富和控制權力來試圖自救，但卻更進一步加劇了其危機的到來。
現今的中國，貌似繁榮，但社會危機已經積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習性，或許將再一次施展其過去的伎倆，這包括再次做出某種程度的妥協，對六四事件當事人或者法輪功等平反，又或者製造出「一小撮」敵人，以繼續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華民族在一百多年來所面臨的挑戰中，從器物引進、制度改良到最後的極端激烈革命，付出了無數生命，喪失了絕大部分民族文明傳統，現在證明仍然是一個失敗的回應。在全民的仇恨、憤懣中，一個邪靈乘虛而入，最終控制了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仍然繼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來的危機中，中國人無可避免地需要再次進行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中國人都必須清醒，任何對這個現存的邪靈附體的幻想，都是對中華民族災難的推波助瀾，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惡生命輸注能量。
唯有放棄所有幻想，徹底反省自己，而堅決不被仇恨和貪婪慾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徹底擺脫這一長達五十多年的附體夢魘，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關愛為基礎的中華文明。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大紀元11月21日訊】前言
按《說文解字》，「黨」意即「尚黑」。「黨」，「黨人」，在漢語中含有貶義。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論語》中註釋為：「相助匿非曰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小集團，往往被稱為「朋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與「狐朋狗黨」同義，「結黨」和「營私」連在一起。
為甚麼在近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黨，並且成了氣候還奪取了政權？中國共產黨不斷給中國人民灌輸：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結黨營私，逼迫中國人民接受？我們只能從歷史中找答案。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救國救世之心。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的憂患意識，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藥烈藥，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
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份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機關，對革命和暴力報以巨大熱情。
不同的機遇讓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論、學說、路線。終於有一組人，他們碰上了從蘇俄來的共產黨聯絡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列思想迎合了他們的焦躁情緒，符合他們救國救民的願望，一拍即合。他們把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思想，引入了中華。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後來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漢奸，有的脫黨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或機會主義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權時，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還留在中共黨裡。不知這些中共建黨人當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卻是一個邪靈，他們找來的這劑強國之藥卻是一付烈性毒藥。
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六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一。共產黨起家是其積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為中共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作依據。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又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份。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積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於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幹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國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分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分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還是掌握政權的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甚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甚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份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份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份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劃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份，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捲到運動裡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辭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一九三零年四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解放戰爭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裏人一壇一壇不斷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搾，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甚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份人斗另一部份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鬥，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個大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反民族主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週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陞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二。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國共產黨說自己的歷史是「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的光輝歷史，往自己臉上貼金是為了賦予共產黨政權合法性。事實上，共產黨的發家史一點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終奪取了政權。
（一）中共成立－吸蘇共的奶水長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據的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學說，以蘇共黨綱作為重要依據。中共黨的靈魂是蘇共式的外來品。中共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國同志太不努力。
據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統計，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為187,674元，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2萬元左右。中共現在的拉關係、走後門、迎合、買通、甚至威脅等方法在早期已經使用。共產國際主管曾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作法，「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瞭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瞭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事務性的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佈謠言，說甚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爆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閥軍師部，被北閥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絡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勳柱，無不摧殘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人可比，樓台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兇殘慘酷之禍，古今罕有也。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共產黨直接策反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劃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只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併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國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份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瞭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幹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像，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沉、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後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 「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並入朝鮮。
三。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一）黨史的特徵－永恆的恐懼感
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生存恐懼成為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最高利益。這種延續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強力支撐著那變換無窮的皮中之恐懼本質。它像原生癌細胞一樣擴散、滲透了肌體的每一個部位，使其他正常細胞死亡，任由惡性細胞瘋長。在歷史循環中社會解決不了共產黨這個變異的物質，任其擴散，每一層次和範圍都無法消化這種強力的變異因素，眾多社會被污染，更大面積的氾濫著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東西又不斷的被共產黨加強和利用，從根本上變異了人的道德和社會。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從它的自我原則為根本，它需要不斷披上不同的外皮。在這個持續危機鎖鏈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蘇共上，附著在國民黨上，附著在國民政府實體上，附著在國民革命上；在它奪取政權以後，中共附著在各種機會主義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會機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機，都作為黨發家的機會，加強其強制手段。
（二）一以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
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間諜。黨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
馬列從本質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黨人都不懂馬列。林彪曾說沒有幾個中共黨員真正讀過馬列。瞿秋白被公認為思想家，承認僅僅看過一些馬列皮毛。毛澤東思想是農民造反的山溝馬列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姓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是甚麼也不是的拼湊了。中共不懂馬列，只是從馬列中繼承了邪，又在其邪惡基礎上塞進了他們更邪惡的私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統戰工作，是騙和短期收買的並用。統是為了戰，使共產黨從孤家寡人變成人多勢眾，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有統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敵、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該拉，哪些該打，甚麼時候去拉，甚麼時候去打。上一階段可以化敵為友，下一階段可以化友為敵。比如民主革命時期團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消滅資產階級。又比如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奪取政權時期中共需要他們幫腔，取得政權後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象，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松時緊，外鬆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致於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慾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瞭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裡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中共絕大多數總書記都曾經被打成為反黨分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的把自己人夜裡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陝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裡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向健康的原生的肌體擴散。原來的肌體部份被滲透後，成長出新的腫瘤。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份，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鬥，去廝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料，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於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拼，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捨身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後來被定為先左傾後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後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甚麼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毫無可能成功。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麼還能進行並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是不能與黨鬥，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黨的一大奇觀。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帳」。連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都墮變成社會主義溫飽，連馬列主義都被「三個代表」取締，連自己都可以罵。為了維護其統治，如果人們見到共產黨搞民主，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個東西不會改變－那就是黨的集團目標、集團生存、集團權力的宗旨不變，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不變。
共產黨把暴力恐懼和高壓灌注成黨的理論綱領，化成黨性，黨的最高原則，化成領導人的靈魂，化成整個黨的運作機制和所有黨員的行動準則。黨是鋼性的黨，有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的行動必須一致。
結語
是歷史的甚麼力量選擇了共產黨？為甚麼不選擇別的要選擇中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兩種勢力，兩種選擇。一種是舊的、邪的勢力，它要進行惡的、負面的選擇。另一種是正的，好的勢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選擇。共產黨是舊勢力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共產黨，就是因為它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是邪惡的集中代表。它最會利用並欺負人們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氣候。
共產黨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意味著甚麼？1921年中共建黨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都證明沒有共產黨的血腥和狡詐，就沒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團體，因為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編造的理論，根據中共的隨心所慾，可以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冠冕堂皇之中，與某些部份的群眾巧妙的連在一起，做出強力的解釋，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的外衣加以實施，以證明其永遠正確。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大紀元11月23日訊】前言
提到暴政，中國人往往會聯想到秦始皇的苛政與焚書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漢書．食貨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征斂無度、賦稅奇重；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鄰里連坐；箝制思想、焚書坑儒。秦朝統治中國時，全國約有一千萬人口，秦王朝竟徵用了二百萬人為役。秦始皇進而把嚴刑峻法施於思想領域，大肆禁錮思想自由，曾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餘。
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諱：「秦始皇算甚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步履艱難走過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是怎樣利用政府機制，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來實行階級滅絕，以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的。它「殺人」與「誅心」並用，鎮壓共產黨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大幕。根據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學說，不斷地消滅不同範圍和群體中的異己份子。同時，用鬥爭加欺騙的手段強迫全國人民成為它暴虐統治下的順民。
一．土地改革 —— 「消滅地主階級」
建國僅三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慾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份、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倍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慾為的政策使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8 比1,擴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 —— 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訊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三人則成一戰鬥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絡式控制結構，在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國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 1950 年，共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甚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甚麼，你就得說甚麼；黨需要你做甚麼，你就得做甚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二十二個省、二百零七個大小城市的五十六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訪調查， 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十三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 就有一萬一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斐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 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五十五萬名「右派份子」。二十七萬人失去公職。二十三萬被定為「中右分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麼，引起這麼多右派和反黨分子近三十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甚麼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至此以後，一部份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簽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瞭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七百七十三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 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 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甚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 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干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二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牽連的一萬九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五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 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六十六天涉及十個區，三十六個公社，四百六十八個大隊，二千七百七十八戶，共四千五百一十九人。全地區十個縣共死九千零九十三人，其中「地富反壞」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殺人中，年級最大的七十八歲，最小的才十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三十五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十一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鬥我，我鬥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甚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甚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甚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匯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匯報。言必稱語錄，「狠鬥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 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開放 —— 暴虐未變 與時俱進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文革以後城頭變換大王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權，在二十幾年裡交替更換了六代領導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國，城鄉差別加大，沙漠劇增，江河斷流，販毒賣淫有增無減。所有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要消滅的「罪惡」又被中國共產黨扶持起來。
共產黨的豺狼心、蛇蠍性、鬼魅行、禍國術有增無減。六四用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暴迫害更是罄竹難書。2004年10月，為徵用農民土地，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 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槍傷50 多農民。現在的中國政治統治還是基於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與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騙性。
法律：由於共產黨政權不斷的人為製造鬥爭，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及邪教徒，共產黨獨裁專制集團和各種人民團體之間產生了尖銳衝突。共產黨則在「維護秩序，穩定社會」的幌子下，不斷的修改「法律」和「條令」，把人民的不滿行為納入反革命行為加以鎮壓。1999年7月，江澤民在政治局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做出私人決定，要在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一時間謠言舖天蓋地而來。江澤民個人對法國某家媒體宣佈法輪功是「邪教」後，官方媒體趕緊發表文章對全國各界施加壓力，並脅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個不倫不類的「決定」來處理邪教，隨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了一個對人大「決定」的「解釋」。 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從而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捲入了這場人神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為是「（黨）中央」定性了的，他們只能擁護執行，根本不敢提出異議。五年來國家機構動用了四分之一的財力來鎮壓法輪功。全國人民人人過關，凡承認修煉法輪功而不肯放棄的人多被開除公職，關押勞改。他們並沒有違犯法律，也沒有叛國反對政府，只因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萬人被關押。雖然中共重重封鎖消息，透過親屬核實知道被殺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數更多。
新聞：據香港文匯報2004年10月15日報導，中國第二十顆科學試驗衛星返回地球，砸毀四川省大英縣蓬萊鎮霍積玉的房屋。報導援引了大英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艾裕慶的話說，「這個「黑砣砣」的確是科學衛星的返回艙」，而他本人就是衛星回收的現場副總指揮。但新華社辦的新華網只發了衛星返回的時間，並強調這是中國回收的第二十顆科學與技術試驗衛星，卻只字未提衛星砸毀民房的事實。這類報喜不報憂的手法是新聞媒介根據共產黨的指示而採用的一貫作法。在歷次運動中，報紙和電視推波助瀾、造謠傳謠才能使得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得以實施。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媒體立即執行。黨要反右，全國各報異口同聲地報導右派的罪惡。黨要辦人民公社，全國各報則齊聲讚美人民公社的優越。在鎮壓法輪功的第一個月內，媒體每天在黃金時間段一遍又一遍地給全國人民洗腦。自此以後江澤民動用一切大眾傳播媒體不斷編造、宣傳，使民眾仇恨法輪功的「自殺」、「殺人」等假新聞、假事件。其中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假案，被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指責為政府帶頭欺騙民眾的行為。在這五年裡, 中國國內沒有一份報紙，沒有一個電視台報導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人們對新聞報導做假已見怪不怪。新華社資深記者自己也說：「新華社的報導那怎麼能相信呢」？ 民間更是把中國的新聞機構形容為共產黨的一條狗。有民謠唱道：「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
教育：教育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另一幅枷鎖。教育本是用來培養知識份子的。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份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瞭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獃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為甚麼中國歷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學校對學生的培養也是要他們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近年來，學校都設置了政治課、黨史，並沿用統一教材。教師並不相信教科書上的一些內容，但迫於「紀律」大講違心之話。學生也並不相信教科書和老師講的內容，但是還得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在中學生、大學生期末考試，升學考試的試題中就出現過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背不出標準答案的學生則無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學生說真話，則馬上開除學籍，取消升學資格。
在民眾教育中，由於報紙、文件的影響，許多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作為「真理」流毒甚廣，潛移默化，替代了人們的向善之心及以和為貴的倫理道德。2004年中國諮詢中心統計分析了大陸新浪網進行的一項調查，分析結果有82.6%的中國青年贊同在戰爭中虐待婦孺和戰俘。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應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傳統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碼的瞭解。2004年9月11日，蘇州一歹徒狂砍二十八名兒童。9月20日，山東一男子在一所小學砍傷二十五名小學生。更有小學為了「創收」，讓教師強迫小學生手工製造鞭炮為學校集資而造成爆炸傷人的事件。
貫徹執行政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政策的執行往往採用了強迫、威嚇的手段。政治標語就是這種手段之一。長期以來，共產黨政權把貼標語的數量列為政績的一個標準。在文革期間，北京城一夜之間變成佈滿標語的「紅海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比皆是。到了鄉村，則簡寫為「打倒當權派」。近期，為了宣傳《森林法》，林業局各林業站、護林辦公室下達必須貼夠若干標語的硬性指標，貼不夠就沒有完成任務。結果，基層的政府單位就貼出大量的標語如「誰燒山，誰坐牢」。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更有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更有違反人權，違反憲法的標語如「今天不交稅，明天牢裡睡」。標語在本質上是一種傳播手段。它的傳播更具有直觀性和重複性，因而常被中國政府用來表示政治動向、意志和號召。政治標語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對人民講的話，而在這些宣傳政策的標語中不難看出它們所帶有的暴力傾向和血腥氣息。
八。全國洗腦，劃地為牢
中共最厲害的暴政統治工具是網羅式控制。以組織的形式，把犬儒主義加到每個個體身上。它不在乎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就是要以組織的形式剝奪個人與生俱來的做人權利。政府統治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城鄉，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員會或鄉委會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通過它們的同意。黨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組織方式、社會結構、宣傳機制、運作體系都為這種強權統治服務。黨要通過政府體系來控制每一個人的想法及每一個人的行動。
共產黨控制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人講：「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是不管共產黨怎樣變來變去，全國人民都要緊跟不捨。當你作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要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你受到打擊時，要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你知道打擊你是錯誤的，要給你平反時，又要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共產黨的暴政就是在不斷的打擊與平反中得以實施的。
經過55年的暴虐統治，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是被「劃地為牢」，禁錮在共產黨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通過反覆多次的鬥爭，愚昧被讚揚為智慧，怯懦已成為生存之道。在互聯網成為信息交流主要載體的現代信息社會，老百姓連上網時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聞，不去看有「人權, 民主」字樣的網站。
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
結語
綜上所述，為甚麼共產黨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鬥，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殺人、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不惜讓中國大部份農民及城市居民長期生存在貧困之中呢？
這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嗎？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是剷除一切私有制，因為它認為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初期也曾試圖全面剷除私有制。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已經回到中國。憲法也規定保護私有財產。脫開共產黨的障眼法，人們就能看清，五十五年來，共產黨的統治不過是導演了一出財產再分配的人間鬧劇，走了幾個回合，最終把別人的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已。共產黨的另一原則表明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但現在，共產黨的黨章中已明文規定資本家可以入黨。共產黨內部已無人再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名不正則言不順」，共產黨如今只剩下一張皮，已無實質可言。
那麼，這樣的長期鬥爭是為了保護黨的隊伍清廉純潔嗎？不是。共產黨執政五十五年，如今全國上下共產黨的幹部貪污受賄、妄行不法、誤國害民，層出不窮。中國有大約兩千萬黨政官員，近年來已查出有八百萬官員因腐敗犯罪被懲處。中國每年更有近一百萬人上訪狀告那些還沒有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僅2004年1月至9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35家銀行和41家企業的違規辦理結匯業務進行立案查處，就查出違規結匯金額達1. 2億美元。據統計，近年來有不下四千名卷款私逃的共產黨政府幹部，偷盜的國家公款高達數百億美元。
那麼，這樣的鬥爭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素質和覺悟，讓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嗎？也不是。如今的中國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騙親宰熟，俯仰皆是。許多中國人對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講真心話成了在中國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養。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次又一次因空穴來風般的原因被煽動起來。中國人可以由政府組織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扔石頭，放火燒美國國旗。要麼當「順民」要麼當「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權保證的公民。文化修養是提高素質的根本。中國立國數千年，孔孟之道給人們設定了禮儀綱紀。「如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是大亂之道也。」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就是為了製造大亂，且動亂不斷，由此樹立「一黨天下」的教主地位。讓一個黨的思想統治全國人民，而政府機構、軍隊、報紙、電台都是共產黨施行暴政的工具。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瀕臨消亡的邊緣，它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認為共產黨政權的解體會使天下大亂，擔心誰能代替共產黨來統治中國。在中國五千年曆史長河中，共產黨五十五年的統治不過是過眼煙雲。在這短暫的五十五年中，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人定勝天」。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使整個中華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機。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仁政都把「愛民」 、「富民」、「教民」視之為政府的基本職責。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職責幫助人民實現這種本能。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現實的，不愛民而濫殺無辜則謂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 不乏仁政的實施者: 古有堯舜、周具文武、漢出文景、唐盛貞觀、清泰康乾。這些朝代的鼎盛無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點在於選賢用能、廣開言路、講義求睦、博施與民而能濟眾。老百姓因此能夠循禮守法，安居樂業。
觀天下之勢，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在沒有共產黨的日子裡，必能還人間一股祥和氣，使百姓真誠、善良、謙遜、忍讓。讓國家俯首農桑、百業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