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五名美國參議員再次提出議案，要求解決中國等國家不公正的匯率操縱問題。他們稱這一問題對美國經濟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雖然該議案未必會通過，但將促使奧巴馬政府進一步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新議案的提出使中美兩國對人民幣升值的利弊展開了激烈爭論。
自1994年起人民幣匯率開始與美元掛鈎。2002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猛增，產生了巨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而作為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美國一直飽受貿易逆差不斷加大之苦。很多美國立法者認為是中國政府操縱匯率，人為壓低人民幣幣值，才導致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自此，人民幣升值演變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核心問題。
現在，“立法者試圖讓美國民眾相信，本國失業率高是由貿易逆差引起，而逆差則源於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華盛頓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前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傅瑞偉（Charles Freeman）稱，“但我認為貿易逆差與美國的失業率高無關，與人民幣被低估也沒什麼關聯。”
傅瑞偉表示，人民幣對美元升值未必能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比較一下某樣消費品在中國的平均成本和相應在美國的批發價格，就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巨額差價。”他談到，“美國的勞務成本太高，因此僅是迫使人民幣升值20%仍難以贏得競爭優勢。”事實上，傅瑞偉懷疑人民幣升值是否能讓產品生產回歸美國本土。如果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價格上漲，那麼“美國會轉向墨西哥等其他發展中國家市場。”傅瑞偉說。
最近的一篇文章肯定了傅瑞偉的觀點。文章題為《人民幣：迷思與現實難題》（The RMB: Myths and Tougher-to-Deal-With Realities），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中國研究高級兼職教授鮑泰利（Pieter Bottelier），與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國際經濟項目主任尤裏•達杜什（Uri Dadush）合著。鮑泰利和達杜什認為，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影響是提高美國消費品價格。他們在文中寫道：“若按某些經濟學家的說法將人民幣升值25%，如果沒有中國產品降價來抵消升值影響，則將使美國進口額增加750億美元，因為美國對中國的進口是出口的3倍。”而增加的費用大多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在他們看來，僅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全球貿易失衡問題，反而可能加大美中貿易逆差。
上海復旦大學金融學教授鄭輝稱，“中國專家學者經過實證研究，並未發現人民幣升值與減少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之間有多大聯繫。由於資產價格變動與可貿商品價格變動之間存在時間差，因此很難明確二者關係。”
此外鄭教授還指出，“其實中美貿易結構是互補的。中國以製造廉價產品見長，而美國在原材料、半成品和高端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他看來，即便人民幣不升值，同時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量繼續上升，大部分美國公司也不會遭受不良影響。鄭教授還提到，“中國對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等地也存在貿易逆差，因為要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大量原材料和半成品，再加工為成品用於出口。因此整個東亞地區是造成美國貿易逆差的部分原因，將所有責任都推給中國不能解決問題。”
堅持到底還是取消固定匯制？
在探討中國如何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中美專家學者中，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Hua Min）表示中國應“堅持到底”，繼續實施人民幣與美元掛鈎的匯制。“人民幣升值的風險太大，尤其是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時。”他強調，“中國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推動經濟增長，而人民幣升值會降低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如果中國出口大幅萎縮，出口型企業將面臨倒閉，或通過減薪來保證利潤，就會有大批工人失業，進而威脅到社會穩定。”
鄭輝教授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認為人民幣價值被低估是為了提高中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如果中國政府繼續把人民幣與美元掛鈎，將導致可貿商品與非貿易品之間出現價格扭曲。”他說，“國內製造業投資過度而服務業投資不足的情況就還會存在，中國出口業和非貿易品生產服務等其他行業發展一腿長一腿短的現象仍將延續，而中國經濟也會繼續保持不健康的增長方式，對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將造成不利影響。”鄭教授認為，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階段，人民幣應適度升值。
美國馬里蘭大學客座教授、美聯儲前高級顧問威廉•赫爾克（William Helkie）提到另一個人民幣與美元掛鈎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隨著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其國內的投資回報率日漸高於美國，因此大量美元資本湧入中國尋找投資機遇。為了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中國央行不得不發行本幣吸收過剩的美元資金，以緩解本幣與美元間的供需缺口。而隨著央行基礎貨幣投放量的擴張，國內貨幣供給將持續擴大。”赫爾克指出，而這“將導致未來物價上漲，或是資產價格上漲。而後者（即資產泡沫）正是中國在過去的兩年中所經歷的：中國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出現週期性的膨脹，加劇了金融風險。”
內外失衡
去年7月出版的，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高級研究員戈登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拉迪（Nicholas R. Lardy）合著的《中國匯率政策的未來》（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一書中，稱“堅持到底”的匯率策略不可行，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情況已比“五六年前”嚴重得多。而“人民幣升值可以減少出口，擴大進口，從而減小中國對外順差，實現內外平衡。”
在與美元掛鈎的固定匯制中，戈登斯坦和拉迪又寫到，“中國政府往往不會迅速提高利率，以防過多資金流入。相比之下，短期內更具彈性的匯率政策可以讓央行靈活調節國內利率，為引進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利率模式創造條件。”最後，兩位作者指出，靠低估人民幣使中國出口行業獲得不公平優勢，不利於“中國開展自主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快發展服務業。”
戈登斯坦和拉迪特別強調，截至2007年，中國經常專案順差占GDP的11%，人民幣貶值幅度較大，為30-40%。他們寫到，“目前已無法在不對中國國內經濟產生巨大衝擊的情況下一次性解決匯率失調問題。”
為此，兩位作者提出了一個“三步方案”的建議，幫助中國逐步建立起浮動匯率制度。“第一步，中國要按4%-5%的速度持續實現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通過對剩餘勞力實施貿易調整援助計畫，來解決人民幣持續升值給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帶來的困難。”作者又補充到，調整援助計畫還可為失去活力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提供幫助，並能“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必要的產業結構調整。”
第二步，隨著金融危機消退，全球經濟走向復蘇，中國政府應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升值，以期在3-4年內大幅縮小經常專案順差。第三步，在經常專案順差明顯減小後，“政府應進一步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
發佈日期 : 20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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