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爆發世界性大蕭條。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新政,擴張政府預算,不僅解決田納西河流域的水患,也因為公共支出刺激消費,使得美國走出蕭條的陰影。羅斯福成 功的經驗,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爾後參考仿效的對象,其中最為我們熟知的,就是1973年石油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前總統蔣經國提出的十大建設。 這一次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力度也許不如大蕭條,但解救之道卻更複雜。最根本的原因是羅斯福的新政是在沒有通膨壓力的情況下生效的。十大建設之 前,台灣通膨率雖有43%,但當時屬於低國民所得,政府支出拉拔的效果比較明顯。而今不僅台灣,全球面臨的是全新問題:一方面衰退與通膨同時出現,另一方 面在時空不同下,過去的解救方案不獲人民信任。 振興經濟,政府可透過貨幣、財政政策等發揮作用。但回顧歷史,作用比較大的卻是熊彼得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簡單地說,創造性破壞指的是以創新做為經濟進步的基礎,而創新的產生往往伴隨現行體制的破壞、傳統的中斷。 1980年代雷根主政,創造美國榮景。但經濟擴張並沒有無限期地延續,到了1980年代末期美國出現信用合作社危機,747家信合社倒閉,房地產萎縮。不 過到了90年代中,資訊科技、尤其是網路發展,帶動世界經濟前航。但到了今天,次貸危機證實,資訊科技也無法讓經濟持續繁榮。 這段歷史以及第一次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告訴我們經濟發展、甚至企業成長,是一個斷續而非連續的過程,而拯救前次的衰退,靠的都是新價值與新科技。這種揚棄舊有體制,由新思維帶動下一波的飛躍,就是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然而,為什麼科技革命或價值革命只在某些經濟體發生?就算科技進步了,還要有什麼樣的條件才可以讓科技發揮改變結構的作用,進而導致大規模的生產力提升?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多,但「制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以微觀來看,美國和英國都是在專利權法獲得保障之後,發明才一日千里。以宏觀來看,沒有中產階 級崛起、王權受限、自由市場機制、13州相互制衡,讓意識形態的包袱無法困擾新大陸,英國和美國是不可能成為創新的溫床。 另一方面,當體制活化,科技也能夠發揮較大的作用。舉例來說,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可以將資訊科技運用到決策層面,從而改變組織的根本結構、適應新的挑戰。相 對的,僵化的經濟體頂多只能把資訊科技用在改進流程上。同樣是顧客關係管理系統,體制靈活的經濟體可以用來維繫品牌向心力,反之只能成為分析顧客資料的工 具。 因此,制度良寙決定「創造性破壞」的平台是否存在。而這平台是不存在於台灣的。從創造性破壞的觀點來看,非常容易解釋──台灣的體制僵化,無法鼓勵創新。也因此,面對當前結構性崩潰的經濟危機,台灣大概只有靜待國際經濟好轉,才能得救。 但政府可以趁機改善體質、優化制度。例如,台灣體制僵化的原因之一是中央集權,可考慮在中央與縣市政府之間另外架設行政單位,如州、郡,甚至是省,並且讓 該單位大部分取代現有中央政府職權。對於公務員敘薪、吸引外國人才、大陸移民政策、大學體系尤其是私立學校管理等,都是可以鬆綁調整。甚至趁現在世界各國 公司市值降低,將外匯存底以主權基金的方式在全世界運作,也可考慮。 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說,破壞的激情,就是一種創造性的激情。中國人說「不破不立」。當前經濟問題嚴峻,考驗各個國家或公司制度的良寙,也凸顯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因為這涉及是否可以提供創造性破壞的溫床、面對危機的復甦能力以及危機過後成長的動能,值得重視。 (作者是中央大學管理學院國際關係中心主任) 【2008/10/10 經濟日報】 |
2008年10月12日 星期日
科技人文觀》制度改良 建構創造性破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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