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震著《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問世

【高希均】 三年前，當孫教授回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時，講授「企業倫理」。台灣變成了狄更斯所形容的：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一) 在我們經濟學界，很難找到像孫教授這樣學貫中外古今的人；這樣有豐富公職生涯的人；這樣有誠信、謙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居功、不爭名的人。 如果這塊土地上還有君子，孫教授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君子。 在那經濟起飛與學習成長的一九七○─八○年代，媒體的焦距都集中在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幾位首長，但幕後策畫與傳播的功臣就是王作榮、王昭明、孫震、葉萬安等幾位。 與其他工程出身的財經首長不一樣的，孫教授是學經濟的。他會以嚴格的經濟邏輯，貢獻他的論點。一九七○年代初，書生報國，初試啼聲，即受到層峰的賞識。這使他走上了擔任公職的不歸路。 他的有形的成就可以拿他出版的著作及重要職稱來衡量；孫教授真正的貢獻是鮮為人知的。他在舞台的幕後，在台灣經濟成長的關鍵時刻，提出過很多重要的自由化政策與理念：包括所提出的「國際化、制度化、民營化」；在台灣轉型時期，他又提出並推動「富而好禮」的社會、與「群我倫理」。 即使在他擔任公職期間，不論多忙，只要是他接受的演講與答應的文章，都出自他自身的構思與手筆，這實在是難以堅持的自律。孫夫人常常形容：「晚飯後，他就不見了。回到書房，埋首閱讀與寫作，直至深夜。」 正是這樣的終身研讀與著述，卸任公職之後，他擁有了更寬廣的天空。 以「無官一身輕」的灑脫，再回到學術界。當再被稱為「孫教授」時，他變成了一位「自由人」──教書、演講、寫專欄、出國旅行，回到山東老家尋根。他的笑容增多了，評論的範圍放寬了，著述的生產力更是增加了（近六年即出版了六本著作）。他的生活空間從當年的和平東路移到了「家住板橋」。孫教授在《人生在世》一書中，收集了二篇「家住板橋」的短文（發表於二○○三年十月），應當會是反思現代都市生活的經典之作。 與孫教授相識三十多年中，時時感受到他擁有的三個鮮明對比：從不炫耀自己，從不吝嗇稱讚別人；有不與人爭的氣度，有據理力爭的性格；個性或拘謹，思路則豪邁。 (2) 三年前，當孫教授回到元智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時，講授「企業倫理」。台灣變成了狄更斯所形容的：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外有轟動國際的美國安隆舞弊，內有震驚台灣的新瑞都超貸。多「憂」善「析」的孫教授就著手從企業倫理來思考台灣企業的永續經營。 放眼當今的台灣，缺人才，但更缺人品。反映在企業經營上的，就是缺「企業倫理」。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 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商人缺少「品德」。 尤其在競爭劇烈與追求財富的市場經濟浪潮下，人心的貪婪難以遏止；台灣就被西方媒體形容為「貪婪之島」。 面對這樣的大環境，與孫教授、許士軍教授等一起大聲疾呼：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就是「企業品德管理」。在《遠見》雜誌今年六月舉辦的「企業品德管理」討論會中，出現了與會者的共識：企業下一波的競爭是在品德；追求「全面品德管理」尤勝於「全面品質管理」。 不久前得知孫教授的新著：《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將於今年十二月中問世，這實在是企業界的一件大事。近十年來的台灣社會，就是愈來愈陷入「不按牌理出牌」的泥淖，助長了社會的不安、道德的墮落，及成長的遲滯。 對有理性與良心的人，「理當如此」就是理當如此。可是，一些人受了太多因素的支配與誘惑，做出了「不該如此」的決定。 (3) 《理當如此：企業永續經營之道》共九章，近十萬字。正可以很適切地反映出孫教授一生治學的嚴謹、思慮的縝密、價值取捨的分際與對社會進步的憂心。 這位「先天下憂而憂」的學者，在三年前所著《台灣發展知識經濟之路》（三民書局）的〈自然從不跳躍〉的序言中，就提出了警語：「倫理並非過時的概念，倫理是社會有效運作的基礎，也是民主政治健全發展必須的條件。」 現在在〈自序〉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倫理是一種終極價值」。只有如此，企業才能永續經營下去。他又指出：「台灣社會紀律廢弛、道德敗壞，正如孟子所說的：『世衰道危，邪說暴行有作』，企業倫理幾乎成了砥柱中流最後的希望。」 九章之中，我特別欣賞前三章導論、企業與倫理、倫理的理論，以及第七、八、九章，分述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環境責任及企業倫理與群我倫 理。 很多理性的分析，以及深入的見解，都值得我們深思。摘引幾則： 利己要靠倫理節制。 把自己置於和眾人一樣的地位就是公正。 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期保有進步的經濟和落後的國民（「落後」是指倫理上的落後）。 做生意而講倫理，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不賺不義之財。 一個內部有誠信的群體，會比缺少誠信的群體有較好的表 現。 亞當史密斯是要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借個人追求自利的動機，促成社會全體的利益。 溫世仁大陸大西北「千鄉萬才」計畫是要：「始於公益，止於互利」。 企業的社會責任亦有其限度，過分強調不利於其經濟功能，應慎加衡量。 五倫社會之優點為親切、關懷；缺點為偏私、髒亂；第六倫社會之優點為公正、秩序；缺點為冷淡、疏遠。 (4) 《張忠謀自傳》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長在大時代裡」。這樣的形容，貼切地反映了我們那些在中日抗戰前後所誕生的一代。 孫教授生於那憂患的年代，憑藉自己的才識與操守，擁有過學術權威（台大校長）、軍方顯赫（國防部長）、首長名位（行政院政務委員）、科學領導（工研院董事長）的多重光環，但他從不誤用；在大時代、大風浪、大染缸中，堅守大是大非，公正不阿，做了自己良知領航的大學者。這位淡淡憂思、謙謙君子，在追求學術真理與社會正義的過程中，沒有懈怠過，也沒有改變過。歸納來說：這位學人做事有大格局、做人有大包容、做學問有大思路。 當畢生努力自省、篤行公正的孫教授，寫下了這本以公正為立論核心的企業倫理之書，這本書應當是他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 【2004/12/11 聯合報】